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大众传播资源（上）
——解读我国社会法的有关规定

宋小卫


　　社会法是调整有关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以及弱势群体保护和某些社会自治团体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主要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保护劳动者和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等弱势群体正当权益的需要，增进社会稳定与均衡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立法。
　　我国迄今已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199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工会法（1992年制定，2001年修正）、矿山安全法（1992年）、红十字会法（1993年）、劳动法（1994年）、母婴保健法（1994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1994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2年）、禁止使用童工规定（2002年）等社会法方面的法律法规。
　　其中《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分别专设条款对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接近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利益给予了强调和关照。
一、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
　　我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1991年5月起施行的《残疾人保障法》，是由七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一部以残疾人群体为保障对象的专门法律，是我国系统地规定残疾人权益和调整残疾人保障工作与活动的根本法，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该法第36至39条，规定了国家和社会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责任、（1）基本原则和必要措施：
　　第三十六条 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第三十七条 残疾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应当面向基层，融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适应各类残疾人的不同特点和需要，使残疾人广泛参与。
　　第三十八条 国家和社会采取下列措施，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通过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图书等形式，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
　　（二）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聋人读物、弱智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在部分影视作品中增加字幕、解说；
　　（三）组织和扶持残疾人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举办特殊艺术演出和特殊体育运动会，参加重大国际性比赛和交流；
　　（四）文化、体育、娱乐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方便和照顾。有计划地兴办残疾人活动场所。
　　第三十九条 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进行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和其他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
　　残疾人保障法所以要做出上述规定，是因为残疾人不仅有生理上的、物质生活的需要，还和健全人一样有文化、娱乐、交往、受到尊重、自我实现等精神上的渴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残疾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会越来越广泛和强烈，对此，国家和社会应该设法予以保障。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既有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相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对其相同的一面，应当使其最大限度地融于社会公共文化生活；对其特殊的一面，国家和社会应当给予特别扶持，鼓励其参与和发展。"（2）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国家和社会为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要为残疾人接近和享用各种大众传播资源提供必要的机会与条件，比如通过广播影视、报刊、图书等大众媒体，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组织和扶持各种面向残疾人的特殊读物的编写和出版，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在影视作品中增加字幕、解说等等。
　　此外，《残疾人保障法》第40条的规定，也与残疾人的媒介消费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该条的规定，国家和社会应采取扶助、救济和其他福利措施，保障和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以国内大部分居民现有的生活水准衡量，看电视、听广播等媒介消费，已经是普通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则国家和社会亦应将残疾人某些基本的媒介消费需求，列为福利救济与扶助的对象。目前，我国已有一些省、市在其地方性规范文件中对残疾人安装有线电视和邮寄特殊读物等媒介消费需要，专门制定了照顾和优惠条款。（3）
　　当然，残疾人保障法的以上规定，主要属于引导性规范的性质，其所要求于国家和社会的，是"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所谓努力满足，就是在现实国力和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应采取积极行动，帮助残疾人文化事业向前发展，尽可能缩小残疾人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至于如何将"努力满足"的任务落实到各种层次的制度安排和行动方案，如何掌握"现实国力和社会条件能够允许"的裁量标准，则要靠国家行政部门和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相应的实施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更具操作性和约束力的规定，也需要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相关社会主体，按照既有规定及其业务范围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换句话说，残疾人保障法第36至39条的规定，并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的法定责效力，因为该法并没有规定，国家和社会怠于"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时的处罚及救济程序。这些规定的主要意义，是通过明示国家和社会的应尽义务，在法律的层面确认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基本需要的高度合理性，并且为后续法规、规章的制定设置了法律阶位的基准规范和根据。
　　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分析，残疾人保障法有关要求国家和社会"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的规定，实际上对国家行政机关课赋了制定实施性法规、规章的义务。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而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表达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执行法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制定规范，即根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二是依法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在残疾人保障法出台之后，国家行政机关就有责任按照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制定出相应的实施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文件，以使该法确立的原则，能够通过一定的程序、政策和制度，兑现为残疾人可以切实享有的精神文化利益。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不多见的全票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是继《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之后，有关特定人群权益保障的又一部重要法律。它的制定和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和老龄事业的发展，进一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中国是老年人口最多、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3%的速度持续增长。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达到10%，即为老龄化社会。我国60岁以上人口，到2000年已达到1.26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60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10%和7%。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4）
　　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面对我国经济还不够发达，老年人口如此巨大的现实，要使老年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要有一部符合国情，能够系统地调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专门立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问世，以法律的形式将国家有关老年人权利保护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稳定下来；明确了保护老年人的基本方针、重要原则、主要措施及侵犯老年人权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使我国的老年保障法律体系初具规模，为我国老年人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
　国家保护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
　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这一条文中所称的"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首先是国家法律规定所有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这些权利和利益老年人作为公民当然同样享有；其次是指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要，按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应给予特别关护的权利和利益。这些应予特别关护的权利和利益，既包括人身、物质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如接受赡养、婚姻自由、孤寡老人的社会福利救济、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应当得到的待遇保障等；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和参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如继续受教育的权利、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群众性文体娱乐服务设施和优待制度、尊重老年人的优良品德并注意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等，其中一项不容忽视的权益就是大众传播资源的供给保障和媒介消费需要的满足。《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8条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应当反映老年人的生活，开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宣传，为老年人服务。
　　该条规定中提出的"为老年人服务"的要求，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应当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老龄维权宣传和敬老教育，报道和反映老年人的生活，介绍和表彰老龄事业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与事迹，增强全社会的敬老、养老、助老意识；二是应当办好面向老年人的报刊和专题栏目、节目，积极创作、提供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可以这样理解，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的"为老年人服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作为社会宣传、舆论工具，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要注意营造尊重、理解、关心和帮助老年人的舆论环境与社会氛围；作为精神文化资源的提供者，广播、电影、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体应努力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媒介消费需要，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大众媒体的要求，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为老年人服务。
　　目前国内有些省市在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实施性地方法规时，只提到大众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强调要重视老龄问题的舆论宣传工作，而没有明示大众媒体在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偏废和疏漏。（5）对老年人来说，大众传播不仅是维护其利益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应该是所有老年人可以直接享用和消费的精神文化资源。
　　人到老年，一方面是社会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另一方面是自由闲暇时间增多，除了日常生活和身体需要照顾外，老年人在精神生活方面亦需要得到不断的填充，具有强烈的文化需求。正因如此，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明确地将"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设定为国家发展老龄事业的总体目标之一，并且把"坚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在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同时，注意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发展老龄事业的一项指导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最普及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是看电视、听广播和阅读报刊等媒介消费。由国家拨出专款，并以政府的名义于2000年至2002年进行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表明："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老年人对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老年人最多的闲暇活动是看电视，城市达到90%以上，农村为70%以上。老年人收听广播的，城市为近50%，农村为40%以上。在城市，老年人读书看报的达到45.1%。"（6）国内有关的受众调查结果也显示，老年受众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的时间，在各年龄组的受众中都是最高的，同时，老年受众中的稳定受众比例也大于其他年龄段的受众。7这些数字说明，媒介消费是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媒介消费需要的满足，无疑对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不仅要求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体"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和引导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老龄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同时也要求 "广播电台、电视台要办好老年文化专题节目；文学、影视、戏剧界要积极创作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新闻出版部门要重视办好老年报刊，出版面向老年人的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有关大众媒体与老龄事业发展关系的阐述，更全面、更具体地释义和表达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8条的立法意旨。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第38条的规定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4条、第11条、第31条、32条、33条、35条的规定，也都在不同方面关系到老年群体媒介消费利益的享有和实现。
　　比如，该法第4条规定：
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所谓"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权利要求。
　　首先是生存权意义上的物质帮助，即有依法从国家和社会方面获得离退休费、医疗费、生活费、接济费、抚恤费的权利，能够保证老年人吃得饱、穿得暖、具备基本的医疗条件，保障老年人的现有生活水平不再降低。
　　其次是发展权（8）意义上的物质帮助，即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在公平、公正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老年人可以享受的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各种福利待遇，进一步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准和质量，使老年人得以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而社会发展的成果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增长，"发展是多元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的，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9）所以，老年人"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其中就包括了通过媒介消费参与并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要保障老年人能够参与并不断丰富包括媒介消费在内的文化、娱乐生活，一方面要靠大众媒体等文化产业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参与文化、娱乐生活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比如，现在国内一些地区对老年人安装有线电视、看电影等媒介消费给予各种优惠，并通过当地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当地政府制定的部门规章将这种优惠待遇制度化。济南市人大常委会1999年制定的《济南市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若干规定》，就有以下的规定：
　　第十六条第二款： 老年人还可凭市老龄委员会核发的老年人优待证享受下列优待：
　　（一）到省属以外的医院就医，门诊挂号费实行半价；
　　（二）进入各类景区（点），免购门票；
关于假肢等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问题之探析

王政


　　目前，各地司法和政府部门对解决当前在处理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赔偿事故、案件过程中，在处理相关假肢及辅助器具上赔偿存在诸多认识不一致之处，在计算假肢、辅助器具的价格、质量方面有较大差异，造成相应假肢或辅助器具处理结果差距较大，受伤致残人员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完全保护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很不利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补偿其功能，增强残疾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从另一角度讲，也往往会造成案件处理不公，减轻或加重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主要文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认定假肢等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数额或标准不一现象作一下探讨，希望引起法律同仁们的重视，并促使该项赔偿处理问题的更高权威性法律文件出台，以便统一人们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一、 关于支持残疾辅助器具赔偿的主要规范性法律文件

　　（一）第一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国家基本法律。如该法第15条规定：　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康复服务的权利。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康复创造条件，建立和完善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并分阶段实施重点康复项目，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该法第16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残疾人康复机构。 该法第2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和扶持残疾人康复器械、辅助器具的研制、生产、供应、维修服务。…… 国家上述法律规定五一不显示了国家和政府对残疾人康复权益的高度重视，而支持残疾人安装假肢等辅助器具正是帮助残疾人实现其康复权利的一部分。

　　（二）第二类，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适用性文件。如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对受害人提起的安装假肢等残疾辅助器具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对相关的费用计算标准只是笼统地规定为“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并且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赔偿年限及合理费用标准和特殊要求应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执行。

　　（三）第三类，各地省级法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联合制定的法律适用性文件。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局联合制定并以川高法（2001）第320号文件出台的《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
此类规定，虽然较好的解决了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等辅助器具的程序和标准的统一性问题，但因为是省级文件，文件的级别和效力都较低，仅仅在一省范围内适用，适用范围也较小，不能反映残疾人安装假肢等辅助器械的程序、费用及标准全貌。

　　（四）第四类，各地省级（包括自治区和直辖市）社会劳动和保障部门针对工伤事故所制定的残疾辅助器具的配置办法和费用标准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如《山东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等，在这些文件的附件中，同时都包括有残疾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和费用限额标准。
　　该类文行政文件中都明确规定，文件是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省级工伤保险办法等制定的，仅适用于工伤事故或职业病，对于交通、其他伤害等非工伤事故的处理不可能涉及。显然，其适用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

　　（五）第五类，地、市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有关残疾辅助器具的配置办法和费用标准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如山东省《莱芜市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等，在这些文件的附件中，同时包括有残疾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和费用限额标准。
　　很明显，此类由地市级政府机关所出台文件的法律效力级别更低，适用范围更小，但是对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符合安装假肢等残疾辅助器具的人来说却意义非凡。

　　以上是笔者调查所了解到的目前国内几类关于残疾人在工伤事故或侵权案件中安装残疾辅助器具的主要规范性法律文件。笔者认为，这些规范性的文件大致能反映出我国目前对安装残疾辅助器具进行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

二、 关于安装残疾辅助器具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从法律学角度上讲，司法实践中解决残疾辅助器具的配置存在问题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或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一）普遍性的规范即便其本身是非常严谨的，也具有其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法律关于安装残疾辅助器具的规定总是规范性的，它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或特定行为或事件而制定的，不可能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制定的。（二）每个案件都具有其特殊性，执法人员如想对特殊性的案件做特殊处理总会为其找到依据。对于每一个需要残疾辅助器具的残疾人而言，其致残的原因总是非常具体的，不同的个体存在性别、年龄、职业、生活区域、生活现状、法律意识及其社会关系的差异是必然的。（三）解决问题的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处理个案中难免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私性。徒法不能自行，任何法律和法规都是由处在不同行政区划、执法理念和执法水平不一、对法律法规理解不一的执法部门或执法人员来具体进行落实的。
　　正是因为以上几点，我们就必须认可司法或行政机关处理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差异性是必然的，我们分析问题就必须在“承认对案件差异处理”的前提下来进行。下面我们就通过一具体案例来引出残疾辅助器具的配置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
　　张某，山东省莱芜市某钢铁厂工人，现年45岁。2007年5月30日，张某因工乘车外出，其所乘河南某汽运公司车辆行至河南省境内时与一四川籍外出拉货的大货车发生相撞事故。事故除了给双方车辆造成不同损坏外，还给乘客张某造成左腿严重粉碎性骨折的伤害。经河南交管部门进行事故鉴定，大货车需承担70%的主要责任，张某所乘汽运公司车辆承应担30%的次要责任。因当时张某伤势比较严重，后被送往北京某医院进行治疗，结果该医院最终为张某做了大腿膝离断截肢手术。出院后，张某自认为，其应当安装进口膝离断大腿假肢。山东省某假肢配置单位也建议其安装质量好一些的假肢，且该假肢配置单位还为其出具了安装假肢诊断书。在该诊断书中，配置单位认为：张某需要安装国产普通型左腿大腿膝离断假肢，每次各项费用为28000元，每三年更换一次，共需要更换8次，假肢安装总计费用为224000元。
　　就事故损害赔偿事宜，张某面临按保险、工伤、运输合同或交通事故侵权等途径处理的多重选择。而且就赔偿问题，尤其在安装假肢费用上，张某无法与各方达成一致。最终，张某选择了先按交通事故侵权进行诉讼处理的途径，在侵权行为地（河南省某县极法院）对造成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人提起诉讼。结果诉讼过程中，各方所争议的焦点基本集中到安装假肢的程序、费用和标准等问题上。

　　这的确是一起发生在跨省区、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多重法律关系的经典赔偿案例。考虑到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现只能就该案中所涉及到的安装残疾辅助器具问题进行分析。透过该案例，在残疾辅助器具配置问题上，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问题：

　　（一）安装假肢是否需要权威机构认定的问题。从生理医学角度讲，并不是所有的致残人员都适合安装假肢；对某些致害的残疾人，是否适合安装假肢应当在伤口愈合后一段时间后经过假肢安装的实际康复训练后才能够确定；对于某些残疾人员，有时安装假肢并不比轮椅更能为其带来生活或工作上的便利。既然是这样，对于在侵权案件中肢残人员是否适合安装假肢的问题，肯定不能由肢残人员自己说了算，而应当有个权威机构作出认定。那么，这个权威机构又是什么部门呢？是公安和法院等司法部门？是各地民政部门、社会劳动和保障部门（如劳动鉴定委员会）？是安装假肢的配置单位（假肢的生产和安装厂家）？还是由受害人自己或侵权责任人委托的部门进行认定，如果是由公安和法院等司法部门进行认定的话，目前尚缺乏直接法律依据，而且我们也无法保障这些部门的执法人员一定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是由民政部门成立的机构进行认定的话，目前许多省的民政部门还不具有这样的职能，法律也没有赋予它们这样一项资格或权利。如果是按各省市公布的《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由社会劳动和保障部门的成立的机构（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等）进行认定，对本案而言，到底应由何地、哪一级别的机构来作出认定呢？本案不按工伤处理是否同样适用？对于非属于工伤的案件又该怎样认定呢？如果是由假肢的生产和配置机构进行认定，那么这些机构基本上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机构，几乎天天在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的目标客户，它们会完全从自身经营和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为了取悦自己的潜在客户，很难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符合安装条件认定和安装价格认定。而且不同的假肢配置机构、不同的假肢材质其配置价格会相差巨大，配置机构的认定往往不会考虑法规的限定，在配置型号和价位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有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种商业上的假肢安装报价。如果是由配置机构来认定的话，受害人和侵权责任人双方是很难就配置机构的选择达成一致的，有时受害人选择的配置机构与侵权责任人选择的配置机构所作出的假肢等辅助器具配置价格相差悬殊，我们到底应以哪方为准呢？
　　所以，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引起人们对安装假肢认定机构权威性的争论和法律适用上的法官认定的随意性。

　　（二）假肢安装者是否可以随意跨省区选择配置机构的问题。如侵权案件中，山东的肢残人可否去北京或上海等外省、市地的假肢配置机构去配置安装假肢？从常理上讲，假肢的配置机构属于医疗服务机构的一种，其对外提供配置假肢等医疗服务，可完全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其相互间可以在产品价格和服务质量上展开自由公平竞争。另外，不同省市地的配置机构在假肢安装水平或价格上也确实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就上述案例而言，张某在河南起诉，是否必须在河南选定假肢配置单位呢？张某选择山东的假肢配置单位是否可以呢？侵权责任人对张某在山东选择的配置机构及其报价不予认可又应当怎么办呢？侵权责任人要求选择河南或四川的假肢配置机构又将如何处理呢？
　　而按照四川省《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山东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文件规定，肢残人必须到经各省的民政部门认可的或与相关保险基金存在辅助器具配置协议的单位才可以，或只有省内民政部门认可或签有配置协议单位出具的《假肢安装诊断书》才能得到当地司法部门的认可，这势必限制了肢残人或相关责任人自由选择其他质优价低、配置技术水平更高医疗机构的权利。可见，从另一角度进一步说明，如果司法机关完全参照假肢配置单位的建议来确定赔偿标准或数额，那么有关配置单位的选择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法律可以限定安装假肢等辅助器具的赔偿数额，但不应限制当事人对配置机构选择的自由，司法机关也不能依据配置机构的建议或报价来确定假肢安装赔偿。

　　（三）首次安装假肢如何进行计价的问题。目前关于假肢的安装或配置，其型号和材质多种多样，有国内产的，有国外进口的；国内产的也有高中低多个等级。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这里的“普通适用”和“合理费用标准”明显过于笼统。怎么算“普通适用”？怎么算“合理费用标准”。通过咨询假肢配置机构人员，了解到：国产假肢普通适用型的也分好多种类（不同的材质），配置价位有2万元左右的，有1万元左右的，还有5千元左右的，这些价位都认为是属于普通适用型的。可见，完全按配置机构的要求或建议去决定安装型号或赔偿标准也是不合乎情理的。按照各省市地制定的赔付限额标准由当事人自己去选择型号比较科学。在赔偿限额一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安装假肢的型号或价位。
　　就本案而言，该如何计算首次安装假肢费用呢？这直接关系到最终的假肢安装赔偿费用总额的计算问题。按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可以参照配置单位的意见执行。而本案张某选择的山东某配置机构出具的证明是，国产普通型每具总价28000元，可以使用三年；侵权责任人一方（四川肇事大货车方）选择四川某配置机构出具的证明是，国产普通型每具总价8000元，可以使用5年。另外，本案的主要侵权责任人归属于四川省，按照四川省《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川高法[320]号）中规定的标准，像张某情形，每具假肢安装的赔付费用区间为1.6——2.0万元。本案的本案诉讼地在河南省，按照《河南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标准， 像张某情形，每具假肢安装的赔付费用12000元，使用年限是3年。本案中受害人张某又是山东省莱芜市人，按照《山东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标准， 像张某情形，每具假肢安装的赔付费用最高限额11000元，使用年限是4年。而按照《莱芜市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标准， 像张某情形，每具假肢安装的赔付费用最高限额又是6700元，使用年限是2年。
　　正是由于这些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才使得我们对张某这起跨省区案件的假肢赔付案件无所适从，弄得大家在如何计算首次安装计价上各执一词，一直争论不休，最终无法形成统一认识。

　　（四）关于假肢安装最高赔付年限的计算问题。如何确定“赔付年限”是决定假肢安装赔付总额的又一关键性因素。目前关国内关于假肢赔付年限规定的法律或法规，我们发现只有四川省《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川高法[320]号）中规定的比较详细。如该办法中规定：假肢或辅助器具的总使用年限按70年计算，即以伤残人员定残之月起，连续计算至其70周岁。其中定残时年龄在18岁以下的，其假肢或辅助器具的使用年限按每五年更换一次；18（含18岁）－50岁，按每七年更换一次；50（含50岁）－70岁，按每九年更换一次；使用年限计算至70岁时，所产生剩余年限不足9年的，按更换一次计算；定残年龄在70岁（含70岁）以上的，按安装一次计算；计算跨越年龄段的使用年限时，以上一年龄段使用年限连续计算至其下一年龄段后，再按下一年龄段使用年限进行计算。此关于“假肢使用年限”的规定基本可以在一省内解决当事人关于“计算赔付年限的争议”。但是在其他省地市的安装假肢或辅助器具的法律文件中，我们只发现关于假肢使用年限的规定，如河南省规定的假肢最低使用年限是3年，山东省为4年，莱芜市为2年，没有关于最多可安装几次或计算至多大年龄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按照配置单位的建议认定更换次数，这样便使得司法判决过分倚重配置单位的建议，使得赔付数额的计算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让人感觉判决缺乏相应的权威性，无法令当事人各方满意。以上述案件为例，配置机构认为张某安装的假肢每具使用年限为三年，应更换八次，如此认定的依据是什么呢？让人无法得知。

三、 相关存在问题的解决与立法建议

　　通过对上述安装假肢赔偿案例中所存在的问题发现及分析，我们认为：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假肢等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或赔偿法律规范的缺乏及现存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定更高规格的《交通工伤伤害意外等人身损害事故中伤残人员安装假肢辅助器具管理规定》。该类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之间统一协调、共同携手进行制定。该类规定至少应包括残疾人安装假肢等辅助器械的鉴定、假肢等残疾辅助器械配置机构的选定、假肢等残疾辅助器械配置的赔偿限额或标准、赔偿年限及赔偿次数的计算等方面的内容。具体一些讲，就是如何解决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内容所发现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之解决，不妨提出如下建议供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