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起诉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检察官的一种权力,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权力制约,提升执法公信力,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还存在不足,检察机关应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确保执法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应明确不起诉自由裁量边界,建立和完善不起诉听证制度,强化内外部制约,规范量刑建议程序,形成执法公信力的正能量。

　　关键词:执法公信力　自由裁量权 规范


　　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是检察官“对法律规范进行选择、适用或创造新规范而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2]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具体体现。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实施,事关检察执法公信力问题。就司法现状而言,由于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检察官对案件的量刑权、求刑权、刑罚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如果不受制约,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众所周知,“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倒的真理。”[3]目前我国的自由裁量权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实践中,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损害了检察机关形象,割裂了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因此,充分认识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深入剖析规范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和原因,进而寻找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的路径,对于提高检察执法公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定位

　　(一)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来源于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感受。”[4]因此,如果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滥用,公平正义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公平正义要求检察官对案件的起诉裁量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但是,与行政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相比,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更容易受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社会舆论的干扰,一旦“为了迎合公众与被害人的利益,检察官就可以利用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作出适合自己利益的处理,而这无疑会极大地动摇检察官客观公正的立场。”[5]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正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规范检察官的起诉自由裁量权是独立行使检察权,实现好、维护好公平正义的关键。

　　(二)权力制约的内在要求

　　“权力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能够与之相等的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它才能循规蹈矩。”[6]事实上,“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由于公安、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检察机关一旦起诉,法官很少会作出无罪判决。”[7]因此,“法律若不设置相应的控制机制,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则不可避免,并将导致若干负面效益。”[8]

　　在司法权力制约中,公、检、法三家的权力应当是相对均衡的,如果过度向法院倾斜,“就会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9]但如果向检察院让步,就有可能导致检察官自由载量权的滥用,因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由检察机关自行判断的,有时甚至是由具体办理案件的检察官个人进行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不当使用或者滥用存疑不诉的权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甚至还可能出现用存疑不诉的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进行私下交易的现象,放纵犯罪。”[10]因此,规范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制约,是司法相互监督的内在要求。

　　(三)有利于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

　　检察执法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的信赖,来源于检察官“严格公正、规范、文明、安全执法的意识明显增强,执法行为更加规范,重程序、重证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11]司法公信力“是指诉讼程序及判决结果,不仅应当为当事人接受和认同,而且还应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效果。”[12]以量刑建议为例,实践中,针对过去量刑的暗箱操作,检察官“依据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对社会危害程度及其认罪态度,确定其是否具有法定、酌定情节,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提出量刑建议,并制作量刑建议书,在量刑建议书上载明对被告人处于刑罚的种类、刑罚幅度及其理由和依据。”[13]这种规范化的量刑建议能增强检察机关的办案透明度,赢得公众的信赖,从而提升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四)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规范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监督过程,实际上也是保障人权的过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把这一核心内容列入总则,这一措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历史的一次革命,体现了司法对人权的高度重视。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实施,当然不能背离这一核心理念。在保障人权理念的审视下,检察官“应当在平和、理性心态的支配下,在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司法原则的引领下,牢固树立客观全面地收集、保全对犯罪嫌疑人不利和有利的各种证据的执法观念,树立向辩护方开示与指控犯罪事实有关的各种证据,不隐瞒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执法观念。”[14]

　　当然,规范起诉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要检察官禁锢于法律法规条文,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案情,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中,找到平衡点,进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因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解释结构,其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出人意料的。”[15]因此,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客观实际,从化解社会矛盾出发,作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当然这样的判断是基于自由裁量权规范的基础上,诚如霍姆斯所说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个经验,实际上就是起诉自由裁量权理论向实践升华的规范过程。起诉自由裁量权只有规范化,才能减少工作失误,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检察官起诉自由裁量权规范的不足

　　(一)不起诉听证制度发展不平衡

　　毕竟,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检察官依据的绝大多法律条文以法律原则为主,因为法律原则天生存在缺陷,这一点不同于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区别于法律规则的地方在于内涵的抽象性、模糊性以及开放性,它无法像法律规则那样为”[16]检察官提供规范的具体的操作办法,而恰恰是这一原因,在为检察官提供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因为没有规范执法行为,会造成同案不同处理的混乱。而设立不起诉听证制度恰好解决这一难题,因为, “对重大疑难案件的不起诉处理通过听证形式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17]已成为制约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项方式,但在司法实践中,“听证程序至今却尚无统一规范和具体、明确的规定,”[18]因此,各地的不起诉听证制度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统一的规范,全国检察机关有的地方还停留在试点阶段,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规范性文件缺失的情况下,一些检察院对不起诉案件的听证制度束之高阁,程序上并无不当,因为,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部门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不起诉一定要实施听证制度。问题在于,近年来,为了顺应检察改革需要,检察机关在检务公开方面已下足功夫,对于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时,一般都要启动听证程序。由于各地实施不起诉听证制度不同步,加上检察官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难于划一,因此,在不起诉听证制度失衡情况下,检察官的自由裁量得出的结论有时难于服众,在一定程序上削弱了检察执法公信力,不利于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量刑建议随意性大

　　“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后,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向法院提出的法律意见。”[19]作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量刑建议不可或缺。问题在于,检察官量刑建议“通常都是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生活经历对案件进行裁决,随意性很大,”[20]同时,实践中,如果“公诉人内心的量刑起刑点如果与法官内心的量刑起刑点及对自首、主从犯、退赃、谅解等酌定情节的量刑幅度不一致的话,就将导致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被采纳。”[21]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本义是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约束法官的权力扩张,但是,如果量刑规则没有成为法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基本上处于摆设地位,不会引起法官的共鸣。就量刑本身而言,如果法官和检察官在起刑点和量刑幅度大相径庭,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法官将毫无顾虑地将检察官的建议置之脑后,使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变得毫无意义。

　　显然,在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方面能够左右被告人刑罚的是法官,而不是检察官,检察官此时只能是公诉人和法律监督者,行使审判权的只能是法院,只有法院才能判决谁有罪,谁无罪。在这里,规范和事实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把规范和事实结合起来时,二者的张力关系将得到体现,其解决依赖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发挥。”[22]有意思的是,检察建议是能伸能缩的,如果判决有错误,法院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抗诉。因此,在法官视角,认为检察官量刑建议带有很大随意性的大有人在。

　　(三)不起诉内部制约机制不完善

　　的确,在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中,相当比例的自由裁量权是以不起诉裁量权来体现的。“我国不起诉制度包括三种具体的不起诉类型: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23]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又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这么一个类型,应当说,“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不仅是附条件不起诉作为检察机关一项裁量权的本质要求,而且是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一项制度的重要内容。”[24]因此,附条件不起诉和其他不起诉类型一样,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范畴。

　　不起诉案件的认定,常常伴随检察官的个人感情色彩,需要内部制约机制来规制。在不起诉案件中,首先作出决定的是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承办检察官根据案件的事实判断,结合法律法规,对案件作初步裁定,其中法定不诉,由检察长最终决定,其余的不诉决定交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问题在于,在案件侦查监督和公诉审查环节,“办案人员在案件的审查中没有对检察委员会决策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考虑,而从客观上,业务部门办案工作任务量大,无法预留必要的时间给检察委员会,”[25]这就使得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没有在内部监督中得到制约和规制,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青海省人民政府


青海省人民政府令第26号


　　《青海省劳动监察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第２０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省长　田成平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１日

　　　　　　　　　　　　　 青海省劳动监察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劳动监察工作，保证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实施，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劳动监察是指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检查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活动。
　　劳动安全卫生监察工作，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


　　第四条　劳动监察工作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预。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情况有权监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第二章　劳动监察部门及其职责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全省劳动监察工作；州（地、市）县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监察工作。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所属的劳动监察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监察工作。


　　第七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劳动监察员。
　　劳动监察员的任命，应依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并报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八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的监察职责是：
　　（一）宣传劳动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行；
　　（二）对用人单位贯彻落实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纠正和查处违法行为；
　　（三）受理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检举和控告；
　　（四）对劳动监察员进行培训、考核和监督；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监察员，在监察过程中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调阅或复制与监察事项有关的资料、文件；
　　（二）询问有关人员，了解有关情况；
　　（三）进入用人单位和劳动场所进行检查；
　　（四）通知或指令用人单位就有关监察事项作出解释、说明或书面答复；
　　（五）责令用人单位停止正在或可能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监察员在履行监察职责时，承担下列义务：
　　（一）秉公执法，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二）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三）为检举、控告人保守秘密。


　　第十一条　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监察员依法执行公务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予协助和配合，不得阻挠或拒绝。


　　第十二条　劳动监察员执行监察公务，应有两名以上劳动监察员共同进行，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监察证件。

第三章　劳动监察事项和方式





　　第十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进行监察：
　　（一）用人单位招聘职工，订立、解除劳动合同等用工情况；
　　（二）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三）支付劳动者工资情况；
　　（四）企业遵守工资管理规定的情况；
　　（五）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情况；
　　（六）遵守社会保险和福利规定的情况；
　　（七）遵守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权益保护和残疾人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的情况；
　　（八）遵守职业技能开发规定的情况；
　　（九）社会劳务中介机构、社会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遵守有关规定的情况；
　　（十）承办境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公民个人出境就业的机构遵守有关规定及其维护境外就业人员合法权益的情况；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　劳动监察采取日常巡视监察、定期检查、重要案件专查等方式。

第四章　劳动监察管辖





　　第十五条　劳动监察实行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相结合的原则。


　　第十六条　省劳动行政部门劳动监察管辖的范围是：
　　（一）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劳动监察事项；
　　（二）省人民政府和上级劳动行政部门交办的劳动监察事项；
　　（三）认为需要由本部门管辖的劳动监察事项。


　　第十七条　州（地、市）、县级劳动行政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除由省劳动行政部门管辖之外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第十八条　上级劳动行政部门对自己管辖的劳动监察事项，可以责成下级劳动行政部门处理。
　　下级劳动行政部门对其管辖的劳动监察事项认为案情重大需要上级劳动行政部门管辖的，可报请上级劳动行政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劳动行政部门在监察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建议有处理权的行政机关处理。

第五章　劳动违法案件的立案和处理





　　第二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对检举、控告和发现的违法行为，经审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
　　（一）有明确的当事人；
　　（二）有具体的违法事实；
　　（三）依照劳动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四）属于本部门管辖范围的。


　　第二十一条　劳动行政部门对立案的违法案件，应自立案后３日内通知当事人，当事人可在接到通知后５日内书面陈述意见。未在期限内提出陈述意见的，不影响案件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　承办劳动违法案件，应自立案之日起３０日内处理完毕。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办理完毕的，经本部门行政首长批准，可适当延长办案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６０日。


　　第二十三条　经立案调查，认定的违法事实不存在或者不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告知当事人和检举、控告人。


　　第二十四条　经立案调查，对认定有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用人单位及其责任人，劳动行政部门应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处罚决定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劳动行政部门应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７日内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劳动行政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应自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提出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劳动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处罚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并可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阻挠劳动监察员依法行使劳动监察职权的；
　　（二）隐瞒事实真象、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拒绝提供有关资料的；
　　（四）违反劳动监察通知和指令要求、拒绝就劳动行政部门有关监察事项作出解释、说明和答复的；
　　（五）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或劳动监察员的。
　　前款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劳动监察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的劳动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二）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谋取私利的；
　　（三）泄漏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


　　第二十九条　劳动行政部门及其劳动监察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劳动监察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