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善意取得之客体

刘成江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物权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依照通说，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即后手为前手权利的唯一保障。正如日耳曼法谚曰：“汝授予汝之信赖，汝仅得对受信赖者为要求也。”善意取得制度对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对善意取得的性质、构成要件、效力等方面尚存在很多争论。特别是对善意取得的客体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根据我国的国情，参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立法以及学者的观点，对善意取得的客体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对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善意取得制度有所裨益。
　　善意取得的客体是财产，但并非所有的财产都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财产的适用范围，不同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从各国实践看，主要有两种划分标准：一是德国、日本等国家，一般根据传统的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标准来确定善意取得的适用，即善意取得只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二是前苏联等国家，以财产的所有制形式为标准来确定。善意取得只适用于公民所有的财产，国家、集体农庄以及其他合作社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作为民事主体虽有其特殊性，但市场经济是竞争型经济，主体地位平等是其基本要求，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任何一方都不能享有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的特权。因此以不同所有制形式来划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是不可取的。这一点在国外没有任何异议，如在德国，“因公法产生的物权优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甚至被认为是违宪的。”我国司法实务和民法理论中也均未采用此种划分法，而是依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以动产、不动产的标准来划分的。那么，是否所有的动产都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呢？
　　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采占有为公示方法的动产，始有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法国民法第2279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于动产，占有有相当于权利根源的效力。”日本民法第192条规定“平稳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在其动产上行使的权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也有类似规定，以限制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财产范围。货币和无记名有价证券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因其流通频繁且信用度高，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动产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则应区别对待。
　　一、须经登记才能转让所有权的动产
　　对于采登记对抗主义的动产，如汽车、轮船、飞机等，因其价值较大，对社会经济生活具有相当重要性，有的还涉及公共安全问题，法律对此类动产规定了较严格的流通登记制度，而不以占有为公示方法，无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余地，善意第三人误信动产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缺乏合法依据。
　　二、禁止和限制流通的动产
　　动产中国家禁止流通物，如毒品、军用武器、淫秽书画和音像制品及其他非法出版物等，因其流通违反法律，也显然有悖于善意取得之社会目的，故不得适用善意取得。限制流通物，如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及重点文物等，国家只允许在特定主体之间进行流通，而不能在社会上广泛流通，因此国家对其流通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一般也不会发生受让人不知情的问题，原则上不应适用善意取得。被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财产，实则是对其流通进行了禁止或限制，通常不得随意处分，否则会影响司法、行政机关的正常活动及其威信，同样，不适用善意取得。
　　三、赃物和遗失物
　　赃物、遗失物等非因权利人意思而脱离其占有的动产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值得研究。通常各国在立法上都对赃物与遗失物作了区分。
　　所谓赃物，指“以窃盗、抢夺或强盗等行为夺取之物”，不包括欺诈、胁迫等手段取得的物和侵占所得之物。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我国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我国司法实践即采这一观点，只要是赃物，不论转让几手，所有人均可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另一种观点认为赃物作为物，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区别，且赃物多为动产，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本文主张赃物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依此规则最终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的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后段的规定即体现了这一原则：“……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依该条规定，只要购买人出于善意，则不论卖方货物从何而来，即便是偷来的，善意买受人也可以即时取得所有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资源越来越丰富，物质流动更为频繁。而善意取得制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动态的交易安全，促进商品流通的迅速进行，以创造更大的社会生产力和更多的财富，促进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是高速度流转的，在不同的交易主体之间互相流通，善意受让人所受让的物很可能是经过多次转手从无权处分人那里获取。不适用善意取得，会使大量人力、物力陷于无休止的纠纷之中，使社会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适用善意取得，既可避免无休止的追夺而造成的纠纷，又稳定了现有的经济秩序，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况且善意第三人许多情况下是由拍卖、公共市场、贩卖同种之物商人处买得，判断财产是否属于赃物，确实不易，因为这类财产无论从其性质或外形，受让人根本无法辨明其来源。要求买受人区分赃物是不公平的，不现实的，这也与善意取得制度的根本目的相悖。司法实践中，追赃后对善意占有人的利益损害无任何补救，也是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宗旨的。因此我国在未来立法中应承认赃物可以适用善意取得。
　　遗失物，指非基于占有人之意思而丧失占有，现又无人占有，且非无主的动产。对于遗失物，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单凭该条规定，遗失物应归还失主，可以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但现实生活中，应归还失主而不归还，仍有无权处分行为发生的可能。笔者认为，对于前述几种类型的物，发生无权处分行为，对善意第三人来说，都可以比照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四、动产担保物权和债权
　　动产物权除动产所有权外，尚有动产质权、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这三种动产物权属担保物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对于动产抵押，依我国《担保法》第42条、第43条的规定，或采登记成立主义，或采登记对抗主义，故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动产质权的设定为目的，而善意受让该动产的占有，纵出质人无处分其质物的权利，质权人仍取得质权，且此时动产的所有权因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而受限制，原权利人要等到担保的债权清偿后，始能请求返还。就留置权而言，留置权的产生不仅仅在于维护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公平，它也是交易安全所必需的。只要在留置权人眼中能确信所留置的动产确为债务人所客观占有，至于是否为债务人所有，则无必要，也不可能审查，此时断不可否认债务人动产占有的公信力的存在。日本民法第145条、瑞士民法第895条3款均规定此情况下成立留置权。如果动产所有权尚可发生善意取得的话，对留置权，更没有理由否定其对善意取得的适用。
　　债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向有争议，争议的核心是债权能否适用占有公信力原则。一般认为，债权因其相对性原则所限，无以也无须表彰于外，一般不得对抗第三人，故无占有制度的适用，也不得适用善意取得。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债权的流转日益频繁、活跃，出现了证券化的债权，如公司债券、大额可转让存单及各种票据，这些证券化的债权在民法上一般视为动产，其中无记名或无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适用占有的公信力原则，从而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五、某些具有特殊性质的动产
　　某些因无权转让发生争议的财产，具有特殊人身性质、重大感情色彩或特殊纪念意义，如奖章、手稿、结婚戒指、祖传纪念物、亲人的相片以及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财物，这些财产在适用善意取得时应谨慎对待。忽视这类财产所联系的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感情，仅就财产的使用价值或物理属性，判断其归属，并不能合乎情理地解决问题，达不到定分止争的目的。因为有些财产，在他人看来似乎价值不大，但在特定人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其它财产不可替代的性质，除非返还，否则无法弥补其损失。对这类财产，不可一味地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应视具体情况由特定身份或特定感情联系的一方所有，另一方则可通过获得赔偿或替换有关财产，达到物质上的满足。
　　六、不动产的部分
　　不动产之出产物，尚未分离者，为该不动产之部分，如菜园的蔬菜、果树上的果实等。不动产的出产物尚未分离，不可能单独成为物权的客体，但可以成为买卖或赠与的标的。如甲有果园，租乙管理，乙擅将树上果实售于丙。那么乙将分离的果实交付于丙时，丙因善意受让而取得其所有权；在丙经乙同意，自将果实从原物分离，而取得占有时，亦有善意取得的适用。
　　七、不动产
　　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亦适用于不动产领域，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但是许多国家法律已规定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瑞士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所有已登记的不动产，《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第1款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德国民法典》第892条规定了可以基于相信土地登记公信力而取得土地上的权利，事实上突破了善意取得仅限于动产的限制，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不动产。台湾《土地法》第43条亦规定：“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并且，台湾地区经多年全面的检讨，于1999年3月完成《民法物权编部分修文草案》，在物权变动方面，为确保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以维护交易安全，明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其第759条第二项规定：“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有无效或撤销之原因而受影响。”
　　我国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实质审查主义，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则，只要无异议登记，即使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我国虽然在《民法通则》中没有确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确规定了共同共有财产的善意取得。此条解释中的“共有财产”显然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且就此司法解释演变生成的历程而言，其“实质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由此可见，我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我国有学者反对目前在我国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由在于“我国因国情所限，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确属真实，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公示登记的方法，为各国通例。不动产善意取得系借助登记的公信力原则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善意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纵使存在登记与本权分离的现象，善意第三人亦因其信赖登记的公信力而获其利益。如不动产未予登记，即因缺乏登记的公信力，而第三人仍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则可推定第三人存在过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主要指存在大量应登记而未登记的不动产的现象。但因未登记的不动产不能依公示公信原则而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那么我国尚未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并无实质影响。况且，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此规定排除了未登记的房地产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可能。因此，我国尚未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并不影响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根基。 当然，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我们可区分登记机关对产权登记有误的不动产、违章建筑不动产、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已登记的不动产等情况来具体分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山大学法学院 蔡业冰


【论文摘要】上市公司的退出标准对完善退出机制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对退出标准的规定过于单薄，可操作性不强。本文通过借鉴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所采取的退出标准，重新构建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法律体系，主张应该采取“双重标准”，以期解决我国退市标准立法不完备的问题。
【关键词】上市公司 退出机制 退市标准 证券市场 双重标准
引 言
ST郑百文被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破产还债的申请，使中国的上市公司首次受到生存的威胁，也引发了市场有关退出机制的大讨论。上市公司退出是指上市公司由于经营状况不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者发生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事由，不能继续经营，而必须进行拯救或破产清算的过程。 通过法定程序将已经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退出证券市场，这是各国上市公司退出制度的基本要义，然而各国却没有统一的退市标准，这是由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所决定的。
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和《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都对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作了规定，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然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运作的时间不长，是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上建立起来的，留下了很多不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理念或规则，尚处于很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因此，与成熟证券市场的退市标准相比仍有较大的缺陷，也存在着与实际操作矛盾的困窘，成为我国上市公司退出机制迟迟不能施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对于增强退市规则的可操作性、切实建立起有序和有效的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发挥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学界对退市标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数文章还仅仅局限于对退市机制的简单介绍，而对退市标准缺乏法理和定量分析，而且有少数文章还带有误导性。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问题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对完善真正符合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提出一点看法。
一、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立法缺陷的检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历了10年风雨兼程，1993年《公司法》、1998年的《证券法》都对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新千年伊始，管理层在加强对证券市场监管、建立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机制的指导思想下出台了《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以下简称《退市办法（修订）》），在前两部法律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就连续亏损这一种情况作出了暂停和退市的规定，制定出了更详细的退市标准，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提供了更强的依据和操作标准。
（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有关退市标准的规定
我国的《公司法》在颁布时已对上市公司的退出标准作出了规定，公司法第157、158条规定：上市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一）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二）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经查实后果严重的；（三）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经查实后果严重的；（四）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五）公司决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证券法》第55、56条规定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后，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终止其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一）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经查实后果严重的；（二）公司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三）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不按照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四）未按照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履行义务，经查实后果严重的；（五）公司最近二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的；（六）公司决议解散、依法被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
根据《退市办法（修订）》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被暂停上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1）公司在法定期限结束后仍未披露暂停上市后第一个半年度报告的；（2）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的第一个半年度报告，但未在披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或提出申请后证券交易所未予受理的；（3）证券交易所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经审核认为不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4）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股东大会作出终止上市决议的；（5）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在法定期限结束后仍未披露恢复上市后的第一个年度报告的；（6）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恢复上市后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但公司出现亏损的。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处理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上市公司主要有两个步骤，一是暂停上市，二是终止上市，即我们说的退市。暂停上市是给予上市公司整顿经营的机会，是退市的的缓冲阶段。如果在暂停上市期间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可以重新上市，否则就会被退市。同样上市公司如果出现《证券法》规定的情形之一，对其债券也实行同样的措施。
（二） 对我国现行退市标准的法理分析
1．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文意分析
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与《证券法》的规定有出入。很显然办法中的上述规定是对《公司法》中关于退市情形的细化，而且只是针对“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这种情形。但是笔者发现，《公司法》规定公司退市的情形包括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而《证券法》规定公司债券终止交易的却是公司出现连续二年亏损。很显然，法律把公司的退出和公司债券的退出是区别对待的。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公司发行债券，就是为了进行融资；一旦公司债券退市，意味着公司的债券不能再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流通。上市公司的首要特征就是能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证券交易。如果公司不能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融资，这时公司的性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事实上已退出了证券市场，所以它不应再被称为上市公司。因此，《证券法》所规定的情形表面上是债券的退市情形，但是其实质就是公司退市的情形。然而我国《公司法》和办法规定的公司退市标准与《证券法》之规定是矛盾的。这会导致下列情形的发生：即一间公司连续两年亏损，又不能在限期内消除，那么它的债券就要退市，它不能再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证券交易。然而根据《公司法》，这样的不能从事证券交易的“上市公司”在法律上仍然保留其上市公司的身份。所以从债券退市到公司退市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公司在法律上是上市公司，但是法律又禁止其进行证券交易，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此，笔者认为公司退市和债券退市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应该区别对待，而且以《证券法》的规定更为合理。
其次，从我国关于上市公司退市标准规定的发展中，《退市办法（修订）》的退市标准虽然比《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更具操作性，但是仍没有很好地体现法律对于上市公司退市的实质标准，还应该进一步具体化。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一种契约行为，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公司上市和退出必须遵守双方签订的协议，由此来约束双方的行为。 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证券法》只需对公司退市的条件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而退市的具体标准包括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经营能力、破产规模、股利分配情况、股权分配情况和分散化程度、经营的合法性、是否忠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都由《退市办法》这一法规加以详细地规定，能避免退市标准过于死板、不能适应客观情况发展变化的要求，同时也能使退市标准更具统一性，防止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尴尬。
2．我国现行退市标准的立法缺陷
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现行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1）虽然《公司法》、《证券法》对上市公司5种情况的退市均有明确规定，但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对其他方面一直没有可操作的细则，在上市公司股票最终退出交易市场的问题上，法律规定得还不够具体、明确。其中能够具体实施的只有连续亏损一种。然而，以“连续亏损”作为判断公司是否应该退市，笔者认为不妥。判断公司是否应该退市，基本标准是其股票是否还有价值，而“连续亏损”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若连续亏损的公司还有盈利能力，其股票仍然是有价值的，因此令其退出不合理。而“资不抵债”才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股票是否有内在价值的重要标准。股票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所代表的实物资产的保值增值性上，其次才是获取相应的股息或红利以及二级市场的价差收益。若连续亏损的公司，只要其仍有盈利能力，其股票就仍然代表着一定的股东权益。而资不抵债的公司则意味着可能被破产清算，届时资产将首先被用来还债，股票的保值增值性将彻底丧失，股票既然已无价值，终止其上市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公司法》有关终止公司上市的第一、四种情形中对“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以及《退市办法（修订）》中对“法定期限内”的“限期”究竟有多长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就使投资者无法依据法律作出理智的投资判断，并可能增加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笔者认为，对于“期限”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界定，不能过短也不能过长。规定过短会剥夺上市公司被暂停上市后经过重整重新获得上市的机会，过长则会导致上市公司在整顿中有太充裕的时间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不合法的手段使公司达到重新上市的条件，从而使上市公司这个“壳资源”更显稀缺性，利用价值倍增，造成“借壳”上市现象严重，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无法达到，“退市”只能成为一句漂亮的口号。
(3)《公司法》、《证券法》有关“经查实后果严重的”的规定中，对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也没有说明以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的规定为依据。单凭证券管理部门的主观判断，造成随意性的空间较大，难以保证判断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和相对科学性。同时也为证券市场上滋生腐败现象留下了隐患。
（4）我国规定的退市条件只涉及利润表给出的亏损或盈利，并没有限定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亏损或盈利。这种退市制度的缺陷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可避免退市。上市公司只要三年之中不是连续亏损，就不用下市。换句话说，不论亏多亏少，亏二年，盈一年，哪怕以后继续亏损，也可以继续上市。这在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已不占少数。二是恢复上市也不难。不论亏多亏少，亏三年，盈一年，即使以后继续亏损，也可以恢复上市。一般而言，年度之间利润调节并不是难度非常高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司面临退市的情况下，不论业务重组，还是账面重组，那些持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完全有可能借助于非经常性的盈利来逃避退市机制的约束，因而退市机制往往会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等证交所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相当完备，涉及面相当齐全，把资不抵债、股利分配情况以及因资产处置、冻结等因素而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违反上市协议等因素都纳入退市标准。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现行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极不完善，其规定存在很多弊端，增加了具体实施的难度，无法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立法要求，也是导致我国已确立的退市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我国现有的退市标准是证券立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成功经验是自我创新的基础也是改革的必经之路。
二、成熟证券市场上市公司退市主要标准的法理分析
在国际成熟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建立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长期的市场实践形成了完善的退市标准。对这些标准加以考察分析可为健全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在发达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上，一般都规定了上市公司退市的最低标准，一般来说，上市证券被摘牌终止上市的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上市公司的资本规模或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达不到上市要求；二是公司经营业绩或资产规模达不到上市要求；三是当上市公司因涉及资产处置、冻结、财务状况欠佳等情形，造成公司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四是公司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并造成恶劣影响。世界上主要的证券市场如纽约、东京、香港等都对上市公司退市的标准作出了比较具体而操作性强的规定：
1．纽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在美国，上市公司退市的主要标准包括：股权的分散程度、股权结构、经营业绩、资产规模和股利的分配情况。上市公司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就必须终止上市：(1)股东少于600个，持有100股以上的股东少于400个；(2)社会公众持有股票少于20万股或其总市值少于100万美元；(3)过去的5年经营亏损；(4)总资产少于400万美元，而且过去4年每年亏损；(5)总资产少于200万美元，并且过去2年每年亏损；(6)连续5年不分红利。
2．东京证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与纽交所的规定大体一致，日本东京证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主要包括：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股权的分散程度、经营状况、股利分配情况、资不抵债情况和是否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就必须退市；(1)上市股票股数不满1000万股，资本额不满5亿日元；(2)社会公众股东数不足1000人(延缓一年)；(3)营业活动处于停止或半停止状态；(4)最近5年没有发放股息；(5)连续3年出现资不抵债情况；(6)上市公司有“虚伪记载”且影响很大。
3．香港联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与纽约证交所相比，香港联交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较为笼统。香港证券法第六章第55条规定，公司出现以下情况时，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交易，并进入退市程序：(1)公司出现财务困难，严重损害其持续经营能力，或导致其部分或全部业务中止经营；(2)公司资不抵债。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被联交所终止上市资格：(1)公司已被清算或被勒令停业；(2 )公司资产的接受人或管理人已被任命；(3 )公司已停止营业；(4)公司应交纳的行政费用未如数上交；(5)公司已与其债权人达成妥协或计划安排；(6 )无论是在香港或其它地区，公司有董事已被判定触犯法律，且判决中提及该人有贪污或欺诈行为；(7)公司所有董事中有人违反证券法；(8)依照证券法必须进行登记，如董事、秘书及其他有关管理人员的登记未获批准，或已被撤销或暂停。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三大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退市标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公众股东数量达不到交易所规定的标准；(2)股票交易量极度萎缩，低于交易所规定的最低标准；(3)因资产处置、冻结等因素而失去持续经营能力；(4)法院宣布该公司破产清算；(5)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欠佳；(6)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7)违反法律；（8）违反上市协议。
从理论上说，当上市公司出现以下情况时，其股票应终止上市交易：（1）股票失去价值。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其价值是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如果公司预计未来没有现金流入，则股票本身已没有价值，继续交易必将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应予摘牌。（2）股票失去流动性。股票是一种具有颇强流通性的流动资产，股票上市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资本的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股票高度集中，或者有行无市无人问津，则股票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其重要的融资功能，继续挂牌就失去了上市的意义。（3）发行股票的公司严重违反交易所规定的上市规则。股票上市交易应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上市规则是确保“三公”原则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如果公司违反上市规则，不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或在信息披露中弄虚作假，将严重损害“三公”原则，可能导致股票交易陷入混乱。故此，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严重违反上市规则的公司股票应终止上市交易。 可见，股票作为上市公司上市交易的媒介，其是否具有实际价值是判断一个上市公司是否应当退市的基准，发达国家就是依此经济标准制定出了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
通过与我国比较分析，发达国家退市标准规定了很多量化标准，并同时采用时间和资本的双重标准，比我国单采时间标准更为科学全面、也更具客观操作性，避免了规避法律的可能性，也减少了人为干预的因素，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立法观念的差异。发达国家注重从经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实际考察上市公司的资产营运状况，尤其是对资不抵债公司的退出问题相当重视，着重关注一个上市公司是否还有能力在证券市场上生存，考虑证券市场的承载能力以及让该公司继续上市对公众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与上市公司退出的处理权限不无相关。发达国家将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退市的自主处理权限主要地赋予证交所，监管部门所掌握的最多只是审批权限。而我国的处理权限主要集中于证券监管部门，证交所拥有的自主权较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使退市只是流于形式，从而导致由立法机关制定的退市标准也给证券监管部门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加大了上市公司退市操作的难度。
为此，笔者建议，不应将上市公司退市的处理权限过分集中于中国证监会手中。可以借鉴美国证券市场的做法，将上市公司退市的决定权适当下放给证交所，而审批权限仍然掌握在中国证监会手中。也就是说，证交所可以根据上市公司退市标准自行作出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决定，在证交所作出该决定之前，必须报请中国证监会批准。对上市公司退市处理权限的合理划分和适当让度，并由证交所制定客观量化的退市标准，减少法定主观标准的随意性。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证交所对上市公司运作进行一线监管的职能，提高监管效率，并能使得退市标准更合适证券市场的要求，有利于审慎处理上市公司的退市问题，以尽量减少和避免产生大的市场波动。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法律模式选择
通过对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证交所制定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比较完备，涉及面比较齐全，可操作性也比较强。相比之下，我国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有关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严重影响到我国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有效实施，阻碍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借鉴地引进外国发达的退市标准，并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制定出符合我国现阶段的退市标准，将对我国证券市场解决长期以来上市公司退市难的问题产生极大的推动。
以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作为基础，笔者大胆推新，认为健全我国上市公司的退出标准，应该从下面几方面切入：
（1）实施“双重标准”（dual demonstration）。这里的“双重标准”是指时间标准和资本标准。我国现行法律采取的是时间的量化标准，即“最近三年连续亏损”，但是这一标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具有极大的缺陷，无法满足退市的具体操作要求，很容易被上市公司规避。因此不少国家都采取资本标准，即“资不抵债”标准，资不抵债标准可以很好地弥补时间标准的不足。而资不抵债是是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亏损额不断积累的量的结果。而公司一旦到了资不抵债的时候，股民的损失难以挽回。因此为了更好地监控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笔者认为应该有必要把我国原来所具有的时间标准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多一个标准：资不抵债。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
（2）以“累计亏损”作为退市标准。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应该退市的最主要标准，就是应看其主营业务是否有起色，其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是否有明显的提高。当上市公司从第一个亏损年度算起的历次亏损总额达到净资产一定比例时即暂停上市，进一步来讲，当该比例达到新的标准时即应终止上市。而公司要想恢复上市，必须使累计亏损减小到一定比例。“累计亏损”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防止市公司人为地控制利润；另一方面更注重实质，只有经营质量、资产质量都改善了，那上市公司才能真正地得以恢复上市，否则，不论该公司恢复上市后一年还是两年，其同样应面临退市下场。
（3）退市标准应与上市标准相统一。在股市政府化的条件下，靠股市的扩容已经不能解决市场的供求矛盾。因此政府行为本身产生一种稀缺资源，引发争夺资源现象。所以，解决退市难题必须放开股票市场，让市场的供求规律调节企业的退市机制。只有企业进入股市的所费成本低廉才会换来其退出股市的所费成本的降低。笔者考虑降低上市门槛，逐步实行上市公司的注册制，这是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资源稀缺的最有效的办法。对于严重亏损上市公司，只要符合《退市办法（修订）》中的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条款，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让该上市公司退市。
（4）笔者认为应该参照美日的做法将下列的因素也考虑到退市标准中：连续三年没有发放股息或红利；公司失去持续经营能力（全部或大部分业务已停止经营；大部分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租赁或遭到自然或人为因素的破坏的）；公司违反上市协议，交易所认为应该终止上市的。

结 语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法律法规对于上市公司退市标准的规定还很不完善，是我国退市机制无法真正实施的一大法律障碍。通过借鉴成熟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以我国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作为制度背景，对现行退市标准的立法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在原来的时间量化标准的基础上兼采资本量化标准，实现双重标准的立法模式。这将使我国的退市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促使一直呼唤的退市机制真正得以实施，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从根本上保证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