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今社会行政违法案件的隐蔽性、复杂性程度的加强，行政主体为了有效、全面地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实资料和证据材料，在行政管理领域广泛运用非常规的行政调查方式——行政诱惑调查，并将此方式取得的证据作为具体行政决定的依据，其中最为争议的就是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对此，学界争议的焦点是行政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结合对行政法领域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本文对“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取证持肯定态度，可以作为合法证据进行采纳；而对“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取证则持否定态度，认定其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　行政诱惑调查的含义

　　行政诱惑调查并不是行政法上的概念，而仅是理论界使用的称谓，也有将其称为“钓鱼执法”、“陷阱取证”或者俗称“做笼子”。虽使用名称不同，但其内涵实质是相同的。因为诱惑调查作为专业术语，最早运用于刑事领域,源自美国的“侦查陷阱”、“刺激陷阱”和“警察圈套”，是刑事侦查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具体指“侦查主体为了查明某些具有隐蔽性的案件，设置圈套或诱饵等诱惑方式诱发犯罪行为，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出于应对行政违法现象的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等特性，行政调查活动也逐渐援用类似做法。因此，通过实践改造，“行政诱惑调查”这个概念就被引入到行政领域中使用。

　　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的具体方式、内容、对象不尽相同，在行政诱惑调查的过程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由于目前行政诱惑调查在行政领域的研究缺位，同时行政诱惑调查的前身乃是诱惑侦查，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及相关性。因此，借鉴刑事领域的诱惑侦查的分类，行政诱惑调查分为“机会提供型”与“犯意诱发型”。 所谓“犯意诱发型”是指设诱人促使受诱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后实施抓捕，其主要特征是受诱人原本是没有犯罪意图，在设诱人采取了“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后，致使受诱人在刺激性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机会提供型”即受诱人已经具备犯罪意图，设诱人只是为其提供实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尝试对行政诱惑调查作如下定义：行政执法人员为了查处某些复杂、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通过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境或为其提供条件和机会，从而得以收集信息资料和证据的一种特殊的调查方式。

　　二　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分析

　　行政诱惑调查引起的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通过行政诱惑调查的方式获取的相关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行政决定或行政诉讼定案依据，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存在矛盾性的观点。

　　马怀德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行政机关不得把通过违法手段制作和调取的事实材料作为定案依据。认定证据的合法性应该包括形式合法、来源合法、制作合法和程序合法。”并且指出“钓鱼执法”采用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要求，以这种方式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定案依据。但是在他同一著作中又提到“非法证据规则是有严格限制的，并非所有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最初目的在于限制警察权的滥用，保护公民权利，所以即使在非法证据规则的典型国家——美国，非法证据规则也仅将法律实施官员依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

　　章剑生教授也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手段取得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证据，在行政诉讼中应都排除出去，否则，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可能失去应有的意义。”但马上又说：“如果行政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违法，那么否定此类证据的证明力就可能放任其违法行为而无法予以追究，给国家、社会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他认为对于违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往往与一个国家对人权的重视与保护程度相关。对于违法证据的转化问题，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区别对待，“口供应当从违法证据转化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而对于其他如违法物证材料，经过一定的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审批后，就可以成为定案”。

　　两位专家的观点，看似前后矛盾，其实是遵循了客观真实与法律原则价值之间的平衡。客观真实是采取必要合理手段对一些复杂性、查处难度大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最大限度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价值在于适时吸收客观事实的要求，这样既符合客观真实，又能维护法律的权威、延续法律的生命。于是，在两种价值之间，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区别对待“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型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效力。

　　三　行政诱惑调查证据的可采性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作出的任何一项行政决定都不能是主观臆断的，必须具有相关的信息情报和资料，正如“情报就像是机器的燃料，没有燃料机器就无法运转”。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当今社会，“信息之于规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行政执法人员通过诱惑调查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证据资料，既包括物证、证人证言，也有视听资料、录音录像等证据。这些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能否作为定案依据。这就涉及到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待“毒树”与“毒果”问题的看法，其一是“砍树弃果论”，其二是“砍树食果论”。具体到本文对行政诱惑调查证据分析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套用上述两种看法，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取的证据属于合法性证据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中可以得出，原则上通过合法的形式获得的证据，一般都具有可采性，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否则就不可采。因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就取决于这种调查方式是否合法。

　　首先，“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依法进行的。因为受诱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动因来自于自身潜在的犯意，与设诱人的诱惑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联系，行为人的行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实施违法行为是明显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引诱”行为是“被动行为”或“消极行为”而不是“主动行为”或“积极行为”。被调查人的违法行为意图是自发产生的，并不是行政执法人员强行植入或诱发产生。

　　其次，“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是在被调查人具有实施违法行为意图后，行政执法人员从客观行为及主观心理推测其违法意图，从而为其提供实施违法行为的外部坏境条件与机会，这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调查的具体方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行政特点决定，行政主体对具体采用何种调查方式享有自由裁量权，只要不超过作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承受的程度，于法于理都不悖，就应该被肯定和接受。并且“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有利于查获更多隐蔽性的违法行为，使广大公民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若不采用这种诱惑调查的方式，则有可能放纵违法行为，使公民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之中，损害公共利益，也侵害守法者的利益。因此，基于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性观点，不能将“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视为非法证据，从某个层面还应将其视为合法证据，具有可采性。

　　二、“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是非法证据

　　首先，行政调查主体明知被调查对象没有非法意图，而故意主动对受诱人实施诱惑，从而获取证据。受诱人的犯意完全依赖于设诱人的诱惑，受诱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被动的，是被设诱人强行拉入设置的“陷阱”当中，设诱人与受诱人之间的行为不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这种方式的诱惑调查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为查明事实获取证据，而是引诱、制造违法行为，本身具有侵权性与非法性，不能为下一步的行政决定提供依据。马怀德教授指出，“对于行政调查的方法，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但必须遵守比例原则，具有必要和合理的联系，否则构成违法取证，可以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

　　其次，在刑事领域，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都持非法的观点，只是限承认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为以这种方式侦查的证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加以认定。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并未超过法律的界限、也未超越合理的限度，其合法性在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都被认可。在国外，许多国家也采用有限制的承认诱惑侦查之证据的合法性效力，美国、日本、瑞士、葡萄牙都有相关的立法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最高法院认为，“机会提供型刑事诱惑侦查，取得证据之过程既未违反法定程序，亦未侵犯人权，复有利于公共利益之维护，自应具有证明力”。

　　在注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行政领域，有限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调查的效力，认定“犯意诱发型”诱惑调查违法，是行政管理中的理性选择，使行政调查过程既能获得最大的行政效益，又能使相对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

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政府


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酒泉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的通知
酒政发〔2008〕8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中央、省属驻酒各单位：
　　《酒泉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3月6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ＯＯ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酒泉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市公厕管理，提高公厕卫生水平，方便群众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建设部《城市公厕管理办法》及《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公厕的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厕，是指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使用的公厕。包括公共建筑（如车站、广场、商场、饭店、影剧院、体育场、博物馆、办公楼群等）附设的公厕。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市公厕的监督管理，各县、市（区）城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卫主管部门）负责城区公厕的具体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城区公厕的规划和设置标准

　　第五条　城市公厕应当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改建并重、卫生适用、方便群众”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
　　第六条　城市公厕规划是城市环境卫生规划的组成部分，应由环卫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建设部《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及公共建筑设计规范进行编制。
　　第七条　下列城市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公厕，并应设立明显的标志或指路牌：
　　（一）广场；
　　（二）主次干道两侧；
　　（三）住宅小区及车站、展览馆、商场、集贸市场等公共建筑物附近。
　　第八条　设计和建造公厕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独立式公厕与其它建筑物的间距应在5米左右。
　　（二）公厕入口处及其附近必须设立明显的、符合《公共信息标志图形符号》规定的标志；公共建筑内设置公厕的，应当有明显的导向牌；独立式和附建筑式公厕周围应当绿化、美化。
　　（三）大型商场、餐饮场所和金融经营交易场所内每座公厕的建筑面积为10—30平方米；其它场所每座公厕的建筑面积：市区为60—100平方米，县属镇为30—50平方米。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公厕规划用地或改变其性质。建设单位经批准征用的土地含有城市公厕规划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城市公厕规划和环卫主管部门的要求修建公厕，并向社会开放使用。

　　第三章　城市公厕建设和维修管理

　　第十条　城市公厕建设和维修、管理，按照下列分工，分别由城市环境卫生单位和有关单位负责：
　　（一）城市主次干道两侧的公厕由环卫主管部门和有关产权单位负责；
　　（二）城市各类集贸市场、广场的公厕由集贸市场及广场管理单位负责；
　　（三）新建、改建居民楼群和住宅小区的公厕由其物业管理公司和产权单位负责；
　　（四）风景名胜、旅游景区的公厕由其主管部门或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五）公共建筑附设的公厕由产权单位负责。
　　本条前款第二、三、四项中的公厕建设、维修、管理单位可与城市环卫主管部门商签协议，委托其代建和维修、管理。
　　第十一条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按照谁投资、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鼓励招商引资建设公厕。
　　第十二条　沿街出租门点必须设置卫生间。
　　第十三条　城市公厕建设，必须符合建设部《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中的一、二类公厕标准。其中大型文化娱乐场所、主要公园、广场、机场、车站、体育馆（场）、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的公厕必须符合一类公厕的标准；旅游景点公厕应按旅游公厕标准建设。一类公厕及人流量较大的繁华地段的二类公厕，应设置供残疾人使用的专用蹲位和无障碍通道。对现有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厕，环卫主管部门应编制改造计划，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改造。
　　第十四条　城市新建公厕应全部实现水冲化、粪便排放无害化。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旱厕，应当逐步进行改造。禁止设立土厕、旱厕、简厕等不符合城市公厕设计标准的公厕。
　　第十五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设置公厕而未设置公厕的或原有公厕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责任单位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的要求进行新建、扩建或改建。对于损坏严重或者年久失修的公厕，责任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的责任分工，负责改造或者重建，但在拆除重建时应当修建临时公厕。
　　第十六条　供水、供电部门应保障城市公厕的水、电供应，并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收费。
　　第十七条　独立设置的城市公厕竣工时，必须有环卫主管部门参加验收，凡验收不合格的，不准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涉及新建、扩建、改建公厕的，应当有环卫主管部门参与公厕的规划、设计审查、施工监督和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经验收合格的城市公厕，不得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
　　第十九条　城市公厕的保洁实行专人负责，并做到规范化、标准化。公厕设备、设施应保持整洁、完好，公厕内、外应保持整洁、卫生。城市公厕的保洁标准由环卫主管部门依据建设部《城市公厕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　环卫主管部门应对公厕的卫生及设备、设施等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应督促责任单位及时纠正。
　　第二十一条　公厕使用者必须严格遵守公厕使用管理规定，禁止在公厕墙壁和其他设施上乱涂抹、刻画、张贴；禁止在公厕内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禁止向便器、便池、粪井内倾倒污水、污物；禁止在便池外便溺；禁止损坏公厕的各项设备、设施。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厕应按规定时间开放，不得随意缩短开放时间或停用。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停用的，须报环卫主管部门，并采取其他临时措施。
　　第二十三条　收费公厕的收费标准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核准。收费公厕应设专人管理，公布使用管理规定、收费标准、服务项目、保洁制度、保洁人员、监督电话，接受市民监督。所收费用专项用于公厕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对持军人证及老年优待证的要免费入厕。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由环卫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组织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罚款:
　　（一）在公厕内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的，在便池外便溺的，依据《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责令该正；拒不改正的，视其情节，可对当事人处以10元—30元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维修、保养公厕设施的，依据《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责令该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改变公厕用途的，依据《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责令该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搬迁、拆除、停用公厕的，依据《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责令该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五）未按要求清扫保洁，致使厕内环境卫生未达环境卫生标准，依据《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责令该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对于擅自乱收费，不按标准收费的，由当地物价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对辱骂、殴打环境卫生工作人员，阻碍环境卫生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粗暴执法，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城郊乡镇及建制镇的公厕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酒泉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