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涉外合同的界定以及法律适用方法入手，阐析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尽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有待于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得到解决和完善。
【关键词】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趋势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之探讨，一直是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关注点。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广泛吸收当代国际私法先进理论、成功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并充分总结我国30年多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就民事主体、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构建起我国较为系统、全面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堪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在“第六章 债权”中，该法对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废止。法释[2007]1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等指导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补充和完善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细化，且较好地处理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从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尽管各法在具体规定上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均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等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下面予以具体阐析。

1 涉外合同的界定

涉外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所谓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何谓“涉外因素”，以往的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的规定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主体、法律事实和客体）角度予以考查。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对“涉外因素”的构成标准与《民通意见》保持了一致，其中第304条从程序法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涉外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规定，亦即只要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案件”。作为我国第一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对如何界定“涉外因素”没有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结点，进一步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连结点。依此，2012年12月28日发布、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在《民通意见》、《民诉意见》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主体方面增加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并于第(五)项设定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故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1)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合同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或者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的其他情形。

2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讨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前，有必要事先对法律适用方法进行简单讨论。从世界各国已有的国际私法理论看，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大体可以划分为统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不分合同种类统一采用一个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与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三组对立的方法。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上述方法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交错存在的，由于国际私法上合同关系的复杂性，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综合方法解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在具体解决运用时，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用分割论，有机结合适用主观论和客观论，并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即将合同划分为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不同类型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或者将某类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等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我国亦为如此。具体说来：

2.1 涉外合同分割与准据法选定

从涉外合同的分割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当事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法律适用法》在“第六章 债权”中，单列了第42条和第43条，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了分别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从《法律适用法》的条文设置、规范安排来看，我们可知，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除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外，一般合同争议均应依《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确定法律适用原则，即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法律无效时，合同争议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这亦是本文要详细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2.2 涉外合同争议的外延

关于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即合同争议涉及的外延问题，《法律适用法》没有具文规定。《法律适用规定》虽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且废止理由为“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但其中对于《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之事宜的相关内容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依《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综合《合同法》、《民法通则》、《法律适用法》第12条及其《法律适用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41条所涉及的合同争议应与《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一致，也不包括合同形式问题和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2款进一步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关于涉外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该款关于合同形式多样化的规定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立法方向的。也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涉外合同形式问题适用或者选择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或者合同签订地法。对于此问题，我国法律虽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认为应适用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也以合同签订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为适用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条就充分体现了对合同“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10条第1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从《法律适用法》第41条文义来看，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我国主张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同时，《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又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3.1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3.1.1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除强调原则上以明示方式进行选择的限制条件外，还强调另外一个基本限制条件，即要“依照法律规定”。这一限制条件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不允许选择的领域内，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比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3条直接规定应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应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那么，就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而言，争议发生后，关于劳动合同，当事人就不能对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只能依照规定依次地适用法律；而对于劳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之外关于法律适用规则的合同其他领域依第41条规定则是允许当事人作出法律选择的。
(2)在法律没有涉及或者规定的领域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这一内容体现在《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上，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3)在法律允许选择的领域内，不得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内容体现在《民通意见》第194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1条等规定上，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3.1.2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我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其基本态度是：通过冲突规范即法律适用法援引适用外国法时，只适用外国的实体法，排除反致和转致的适用，以增加准据法确定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法律适用规定》第1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这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反致作的首次明确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在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中，或者说当事人选择的实体法是否要与合同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有限论和无限论之争，前者注意到了预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情形，主张选择的实体法只限于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后者则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任其合意选法，以顺应频繁的自由贸易需求。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自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法发[1987]27号，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始，对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就未作任何限制。《法律适用规定》也是如此。《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仍继续坚持了这一意见，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3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
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株政办发〔2005〕2号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市地方税务局《株洲市城区公路货运营运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局、委、办，各企事业单位：
市地方税务局制定的《株洲市城区公路货运营运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一月一日

株洲市城区公路货运营运税收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我市公路货物运输营运税收的征收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其他有关税收政策规定，并结合我市公路货物营运税收征收管理的特点，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城区公路货运税收，是指直接在我市城区从事公路货物运输劳务，以及为货物运输提供中介信息服务,按规定使用公路货物运输发票，应缴纳的各项地方税收。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公路货运税收具体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等与货物营运有关的地方税收。
第四条城区公路货运税收纳税人的范围：车籍在我市城区，直接从事公路货物营运，以及为货物营运提供中介信息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外籍车辆在我市从事货物运输劳务，且未在车籍所在地接受税务管理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我市城区公路货运税收统一归口株洲市芦淞区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
从事公路货物运输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非营运税收仍由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第六条主管税务机关应运用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加强对货物运输税收进行监控管理。
第二章征收管理
第七条在我市城区从事公路货物运输的纳税人应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税务登记。
外籍车辆在我市从事货物运输劳务，且未在车籍所在地接受税务管理的，应在我市办理税务登记。
第八条非营运车辆的认定：对外未从事营运的车辆，由车辆管理人向主管地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填写《非营运车辆认定表》（见附件二），并报送有关证明材料。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后，经调查核实，应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认定。主管税务机关应将认定情况报市地方税务局备案。
对非营运车辆采取一年一认定的办法。已认定的非营运车辆从事营运的，应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第九条征收标准：营业税以营运收入为计税依据，依3%税率计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事业附加费分别依应征营业税额的7%、3%计征；个人所得税实行核定征收的，根据税收政策规定依营运收入进行附征。
第十条征收方式：实行查帐征收或核定征收。
（一）对纳税人能够按照财务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要求正确核算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的，实行查帐征收。
（二）对纳税人不能按照财务会计制度和税务机关要求建立健全帐簿，正确进行财务核算的，采用定期定额征收方式。对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的纳税人一律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
定期定额最低标准由株洲市地方税务局根据车辆类别、净吨位等标准制定。定期定额税收的核定实行单台税额一年一核定，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并公告。《株洲市地方税务局城区货运车辆营业税收最低标准》见（附件一）。
第十一条货物营运税收的申报纳税时间为每月的10日以前。为了方便纳税人，对定期定额征收纳税人实行简并征期，在营运车辆年检时一次性申报缴纳；查帐征收的纳税人，应按规定时间进行申报缴纳。
第十二条除被税务机关已认定为非营运的货运车辆外，其他车辆在年检时，必须视同营运车辆按照规定征收税款。
如果纳税人在缴纳税款后，被认定为非营运车辆的，由主管税务机关退还已征收的税款。
第十三条在纳税人停业、歇业或营运车辆进行大修理期间，经车辆管理部门同意报停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报停手续，以此核减应纳税款。
第十四条纳税人因政策原因需要减免税款的，由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凭税务机关的批复，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款减免手续。
第十五条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应开具完税凭证交付纳税人。征收机构应建立电子分户征收台帐，在征收税款时，同时登记。
第十六条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规定及时办理税款缴库手续。
第三章发票管理
第十七条城区公路货物运输发票由株洲市芦淞区地方税务局统一管理。其他城区、直属局不得领发公路货物运输发票。
第十八条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总局规定对货物运输纳税人进行自开票、代开票纳税人的认定和管理，并本着方便纳税人的原则，合理设置代开发票窗口，为代开票纳税人代开发票。
芦淞区地方税务局接管后，对以前已认定的自开票、代开票纳税人应换发认定证书。
第十九条自开票纳税人，按照规定办理货物运输发票领购手续后，原则上按需领购发票，但每次领用量不超过1个月。代开票纳税人，由主管税务机关为其代开发票。
第二十条纳税人代开发票时，应按规定的税率征收税款；代开发票前纳税人已缴纳税款的，凭完税凭证抵减税款。
第二十一条主管税务机关应建立纳税人分户发票购领、代开电子台帐。
第四章税务检查
第二十二条主管税务机关在公安、交警、交通、农机等管理部门协助下，对纳税人及其车辆进行以下税收检查。
1、对个体、私营、承包、外来营运纳税人，以上路检查和年检、过户、报废把关相结合。
2、对企事业单位等查帐征收纳税人，以上门查帐检查和年检、过户、报废把关相结合。
第二十三条株洲市芦淞区地方税务局负责城区货物运输单位和个人货物运输税收的税务检查，必要时其他分局应予以协助。
货物运输企业的其他非营运税收仍由各分局负责管理检查。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纳税人在办理税务登记、设置帐簿、纳税申报、缴纳税款、发票管理等方面，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纳税人有偷税、抗税、逃税行为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纳税人提供虚假资料，骗取非营运车辆的认定或享受减免税条件的，应认定为偷税，按规定从严处罚。
第六章部门协作
第二十七条主管税务机关应加强与交警、交通、农机、工商等部门的联系与配合，定期交换情况；并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交警、交通、农机、工商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
第二十八条交警、农机部门对货运车辆上户、年检、过户、转籍时，协助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征收工作。
第二十九条主管税务机关应切实做好税收政策的宣传工作，公开征收标准、办税程序、征收结果，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条本办法由株洲市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附件一

株洲市地方税务局城区货运车辆营运税收最低核定标准

车辆类型〖〗吨位标准〖〗计税单位〖〗营业税及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载货汽车〖〗1.25吨以下
（含1.25吨）〖〗台〖〗90元/台.月1.25吨以上〖〗吨〖〗70元/吨.月三轮车
小四轮
拖拉机〖〗1吨（含）以上，
2吨以下〖〗台〖〗70元/台.月2吨（含）以上〖〗吨〖〗40元/吨.月吊车、拖车等
吨位专用车〖〗〖〗吨〖〗50元/吨.月
说明：1、1吨（不含）以下三轮车、小四轮、拖拉机未达起征点免征；
2、非吨位专用车由主管税务机关按规定核定征收；
3、其他未列举的车辆比照上述标准按规定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