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高检发研字〔2007〕1号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7年1月9日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
第三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第五章 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申诉检察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和配合，加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七条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罪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
第八条 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十八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第九条 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是否存在成年人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情况。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案件情况，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应当准确易懂。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供述案件事实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自首、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检察人员参加。
第十一条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人身危险性，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第十三条 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
对于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
（一）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三）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
（五）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
（六）属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
（七）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十四条 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代理人、学校、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进行具体说明。
第十五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聘请律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第三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
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具备以下条件的，检察人员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
（一）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安排会见、通话不会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或者虽尚未认罪、悔罪，但通过会见、通话有可能促使其转化，或者通过会见、通话有利于社会、家庭稳定；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其犯罪原因、社会危害性以及后果有一定的认识，并能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进行教育。
第十九条 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应当告知其会见、通话不得有串供或者其他妨碍诉讼的内容。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可以在场。会见、通话结束后，检察人员应当将有关内容及时整理并记录在案。
第二十条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中止的；
（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
（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过当构成犯罪的；
（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
（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伤害案件、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的案件以及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的犯罪案件等，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第二十二条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向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公开宣布，并阐明不起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起诉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分案起诉：
（一）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的；
（二）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分案起诉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
（三）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分案起诉妨碍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的；
（四）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
第二十四条 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同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如果补充侦查事项不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参与的犯罪事实，不影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先予提起公诉。
第二十五条 对于分案起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可以根据全案情况制作一个审结报告，起诉书以及出庭预案等应当分别制作。
第二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分别提起公诉后，在诉讼过程中出现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可以及时建议人民法院并案审理。
第二十七条 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当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下列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必要时，可以再次讯问被告人；
（二）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三）进一步熟悉案情，深入研究本案的有关法律政策问题，根据案件和未成年被告人的特点，拟定讯问提纲、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提纲、答辩提纲、公诉意见书和针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制教育的书面材料。
第二十九条 公诉人出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法庭，应当遵守公诉人出庭行为规范要求，发言时应当语调温和，并注意用语文明、准确，通俗易懂。
公诉人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三十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的讯问、询问、辩论等活动，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情绪严重不稳定，不宜继续接受审判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休庭。
第三十一条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同意和解或者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
（四）其他可以适用缓刑的情节。
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一并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
第三十二条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促使其深刻反省，吸取教训。
第三十三条 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第三十四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出席法庭或者在开庭前通过移送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材料等方式，协助人民法院进行法庭教育工作。
第三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二审法庭适用本章的相关规定。
第四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
第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进行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认知能力低而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已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不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对依法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开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开庭前提出纠正意见。
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一）开庭或者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的；
（二）人民法院没有给聋哑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未成年被告人聘请或者指定翻译人员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辩护人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
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罪犯的，或者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三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没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管、分押或者对未成年罪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十条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监管未成年罪犯活动的监督，保障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维护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未成年犯管教所、看守所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第四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活动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提请；发现提请或者裁定、决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关机关对判处管制、缓刑或者裁定、决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在社会上执行的未成年罪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五章 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申诉检察
第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
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四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陈述或者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处理。
案件复查终结作出处理决定后，应当向未成年人当面送达法律文书，做好法律宣传、说服教育工作。
第四十四条 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四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赔偿案件，应当充分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对于依法应当赔偿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和执行赔偿决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但在有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和体现对未成年人程序上特殊保护的条文中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
第四十七条 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4月22日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同时废止。
青少年时代的董必武是如何与法律结缘的？
作者：宋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省黄安（今黄冈市红安县）县城城关镇南正街的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其祖父董其元生他父亲董基文等八男一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在其祖父死后，由其做酱园生意做不下去的大伯父董其浚主持家务。全家人和睦相处，得益于一套严格的家庭管理制度，长幼序次、财务管理、住房排列、兄弟排序、妯娌相处、家教礼仪、对外应酬、婚丧嫁娶等都有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供他一人外出读书而无一人有争议，就可想而知。董必武从小就受到这种类似于“罗马父权家庭”的依规办事的熏陶，这给他以后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又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考棚街报名应试，中了秀才。1905年春，董必武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当时的重点中学——武昌文普中学堂（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出自这所学校）。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
1909年，青年董必武就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违规行为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董必武在武昌文普中学堂读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学监纪矩伟办文高等学堂。纪矩伟想把文普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秀，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学监纪矩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这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关于这场风波，让我想起了21世纪头五年发生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白紫山等五名学生诉武汉理工大学、王玲诉武汉工程大学（原武汉化工学院）拒绝颁发学位证这几个案子，虽然董必武采取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涉法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觉得他无疑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生法律维权行动的先行者！
1914年1月，董必武在参加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得到朋友的资助，于同年2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关于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这所学校，我现在已经查不到它是现在哪所国际型大学的前身。但是在日本，历来都是私立大学学费比公立的贵，但办学提倡学以致用，质量仍是世界一流。因此我个人认为，董必武的选择是对的。他在这里系统地接受了日本法学思想，提出了“我们中国也需要建成一个有法度的国家”的主张，得到了正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的首肯，并提出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违法，在日本带领留日学生掀起了反袁浪潮。试想一下，现在中国南海被各国虎视耽耽，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本土国际法专家出来说句话。想想人家董必武，28岁在海外留学时还这么关心国内大事！
1915年，董必武两次在家乡入狱，亲历了北洋军阀伪法统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和张国恩一起归国，回到故乡湖北，谋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当时，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的旧友，也是革命党人。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动军队起事反袁。而在这之前的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沉沦的边缘。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袁世凯到处布置密探，加紧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被密探紧紧盯住，处境十分危险。他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为四叔董素怀代课。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董必武还没来得及转移，即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董必武被捕是黄安县署奉湖北省军务督办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会衔密令缉拿的，拿获后即解省法办。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王立廷迫于社会舆论，答应暂缓解省。这时，黄安知名人士——黄州府中学（即今黄冈中学的前身）校长陈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该校任教）又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并责成保人担保董必武不得离开县城，随传随到。不料到了这年12月，正当袁世凯下令称帝的时候，反动知事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关押在黄安县监狱，使董必武受尽了伪法统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一命呜呼，复辟丑剧就此收场。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请愿活动。黄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加之两次监禁都没有从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证”，只得装模作样，推卸责任，假装友好地释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狱经历，让我想起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的当代刑法学家邱兴隆。虽然时代不同，一个是湖北黄冈人，一个是湖南湘乡人，但是监狱体验的相同经历，造就出不同时代的两大杰出法学家！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汉，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董必武的这次法律维权经历，就远远没有学生时代幸运了！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1920年８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早期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遗址大致位于今武昌黄鹤楼南路公交车站附近、武汉市三医院围墙西北角)作为党的机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刘芬（刘伯垂的别名，刘曾在广东司法界活跃）律师事务所”亦挂此处，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之后，据说董必武承办了第一个案件获得了胜诉（具体什么案件已经无从考证），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自此，34岁的董必武一下子成为湖北境内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大律师。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秦永高 秦基楚，《董必武法学思想形成初探》，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2期（总第3期。2011年6月版）
2、秦基楚，《浅析董必武“依法办事”理念形成及历史意义》，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3、董德文，《坦直忠诚报国家——读董必武诗歌感想》，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4、百度搜索：董必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