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落实人民主权原则，防止发生“代理人危机”从而使国家异化为一种压迫的力量，由议会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民主法治国家普遍的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具体包括严格奉行“税收法定主义”，征税必须经代表人民的议会同意；国家的收入与支出，每年以预算的形式向议会提出，并由议会审议决定；通过独立的国家审计监督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财政收支，从而推动政府廉政建设；通过立法来保障纳税人的财政知情权，等等。西方国家对财政权的制度化控制，对我国财政法治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关键词] 财政权 民主控制 财税法治
[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法学人才，主要从事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学研究。联系方式：13585359126； gdhzgaojun@163.com

作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逻辑起点，国家权力来源于公众通过契约的让度与委托，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社会契约始终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事实上历史证明国家往往却是“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由于国家、法律均必须由具体的人来操纵，因此如何避免出现“代理人危机”，预防发生决策者个人偏好代替民众偏好现象，防止国家异化为一种压迫的力量，沦为“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利维坦”，必须对政府施行有效的约束。西方宪政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开始于人民控制国库。经人民同意，由议会掌握国家的“钱袋子”是西方诸国普遍的制度安排和宪法通例。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授权和监督机制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以实现对国家财政权的民主控制。
一、议会控制征税权
在历史上，立宪主义政治乃是以国王课税必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发展而来。近代市民革命前的欧洲，是由所谓家产国家思想所代表的那种应称为“王的财政”的原理所支配，国政必要财源的筹措原理上属国王的责任，人民在法律上并无纳税义务。但在国王无法以自己的责任确保充分的财源的场合（例如战费），由人民依其自由意思赠与补助的援助金的形式即被采用，国王的请求援助金，须由贡纳者的代表决定。这实质上成为近代财政原理的萌芽。 连续不断的战争使政府入不敷出，必须通过征税来获得收入，而当时“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则希望通过控制政府的征税权来与之相抗衡，以维护其财产权。考察英、美、法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程，可以发现无一不紧紧围绕征税同意权而展开，“对政府行为的控制，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经由对岁入的控制(control of revenue)来实现的。” “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
英国是宪政制度最初的实践者。“英国议会制度，本因讨论课税而产生”。 英国的诺曼王朝的国王约翰连年进行战争，为增加政府财力和筹集军费，于1199-1215年间将世俗贵族的兵役免税提高了16倍，并提高封建继承税，且一再扩大征收财产税（三十分之一，七分之一，甚至到四分之一）。凡不能及时如数缴纳者即被没收土地或处以重罚。税赋的苛重最终导致政治大冲突在1215年爆发，约翰王被迫签署了由贵族拟订的《自由大宪章》，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税”。《大宪章》的历史意义在于：首次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政府征税必须受到法律和人民同意的双重约束。1225年，《大宪章》又获得了重新颁布，在重新颁布的《大宪章》中补充了御前大会议有权批准赋税的条款，明确了批税权的归属。此后，国王与议会争论的焦点问题便是征税问题。1297年的《有关承诺赋课金的法案》明确规定禁止无承诺课税原则。至十三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下议院，此后，治税权、预算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议会手中了。事实上，十三世纪以后英国平民及其代议机构就掌握了制税权和对王室的财政监督权。甚至在1378年，议会的全部时间都用来讨论税收的问题，以至该年只通过了一项立法。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期间，针对税收问题，国王与议会在间的矛盾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1628年《权利请愿书》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1689年《权利法案》重申了“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在英国最终确立了收法定主义原则。这一原则“在历史的沿革中，以保护国民、防止掌握行政权的国王任意课税为目的”。 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其作用不仅在于限制了政府征税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代表民意的国会“同意”这一形式，为税收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
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亦源于征税问题。1765年，英国政府为了转嫁英法战争中1. 4亿英镑的财政亏损，开始在美洲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北美殖民地人民担心印花税和糖税一旦开征，英国政府以后会进一步变本加厉盘剥殖民地人民，于是以英国议会无殖民地代表参加为由，宣布英国政府无权向殖民地人民征收印花税，但英国政府还是一意孤行颁布了《印花税法》。《印花税法》严重影响到了北美的各种商业活动，因此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在北美针对《印花税法》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无代议士，则不纳税”。虽然《印花税法》后来迫于压力而撤销，但是在1767年，英国议会又试图通过新的法案来开征一系列的针对北美殖民地的新税种。由此开始，两地矛盾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任意向我们征税”。在美国独立后，1787年美国宪法在第一条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和宪法修正案第十六条规定了有关的税收条款。
在法国，租税也必须经议会的批准方能征收。腓力六世于1338年签署文件，规定“除非有紧急需要，而且经过各等级人民同意，国王无权征收任何新税”。 大革命前的法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原因在于皇室的挥霍无度以及严重的税负不公——有负担能力的教士和贵族不承担税负，甚至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而无负担能力的农民和城市工匠税负却异常沉重。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在1789年召开了三级会议，讨论税收方案。三级会议召开及会议各方矛盾的不可调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革命后颁布的《人权宣言》虽然条款不多，但却在税事问题上却作了详细的规定：“公民平等地受法律保护和惩罚、平等纳税和决定税收”；“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设定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权不得受到剥夺”；“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
综上可以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源于征税问题，“在经历了绝望漫长的努力，泼洒无尽鲜血，耗费巨额财富后，法律最终战胜了意志”。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方面确立了个人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和私法自治原则，另一方面则确立了强制性的财政收入必须经代表人民的议会（立法机关）同意，即“财政议会主义”。 征税必须得到纳税人同意普遍被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原则。以简洁、惜墨如金著称的美国宪法在征税问题的规定上却极尽详尽之能事，因此美国宪法被学者称为“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 戴雪在论述英国岁入法律时指出，“政府取税于民间必有赖于法案之成立一节尤不可忽略。此为英吉利宪法中之一大义。依此大义，所有民间纳税必须符合立法原意”。 在议会实行两院制的国家，征税权主要由下院（众议院、平民院）控制。对于为什么必须由下院来控制税权，布莱克斯通指出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贵族院，作为一个终身任职的、世袭团体，可由国王随心所欲地册封，因而，可以认为，比起人民自由提名、短期选举产生的平民院来，它更容易受到国王的影响；且一旦受到影响，就会持续下去。”
二、预算的议会控制
“租税，须经应支付租税之代表同意”的原理，即带来所谓的租税法律主义。而且，此原理一旦被承认，代表者表决租税的权利，即不可避免地扩大至监督被征收金额的用途，以及讨论租税系属必要的根据的权利。于是，乃确立了议会不仅就国费的征收（课税）为决议，亦对于国费的支出予以决定性的统制之宪法上的构造。 国家收入及支出，每年以预算形式向国会提出，并由国会审议决定，这是近代国家通行的重大原则。预算是人民透过立法权以控制政府的最有效的工具。所谓预算，是指“国家于一会计年度内，以岁入岁出为中心所订立之财政计划，经议会决议而成立，授权并课政府以执行义务之制度。” 学者认为，预算的宪政价值体现在：（1）“保权”宪政功能，即为国家全部权力活动提供经济基础，满足国家权力运行正常需要，以及通过代议机关代表民意的预算立法行为保证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2）“控权”的宪政机制，即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资金使用，从而截断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通过控制预算牢牢地扼住政府的“经济命脉”，从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3）“维权”的宪政宗旨，即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和支出时，应实现预算民主，保障纳税人在税收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发言权以及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因此，对税收的征收与使用来说，预算可谓是为其设置的一种“刹车装置”，它涉及政治民主、国民福利、法治化及良好的公共治理，选民通过预算可以对政府收支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约束和控制，从而提高政府财政活动的绩效，督促和保证政府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在现代国家，公共预算远不仅仅是简单地分配政府资源的工作，它们对塑造公共生活、国家制度、公众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预算制度不仅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与运行规则，而且是纳税人及其代议机构控制国家财政的基本途径。法治国家的预算制度要求政府活动的所需经费，必须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来实现其有效合理配置，从而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最终目的在于经由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由此成为国家政治过程的中心”。 在代议民主的宪政制度下，立法机关所具有审议预算权限，不仅是以民意代表的立场监督财政支出、减轻国民赋税负担，抑且经由议会的审议，实现参与国家政策及施政计划的形成。因此，预算并非只是有关年度收支的“预估单”，而是规约政府行为的法规范。在欧美各国，通常不将预算与法律在形式上加以区别。在日本，多数学说将预算理解为一种不同于法律的特殊法形式。 而在美国，对政府使用税款的规定更加严格，政府机构除了必须取得国会的预算授权外，还必须得到国会的立法授权才能有钱使用，且通常须先得到立法授权。立法授权允许政府机构做什么和为它们规定各自开支最高限额。预算授权则为政府机构提供经费，但不得超过立法授权规定的最高限额。这种双重授权限制，加强了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使政府机构既受到各立法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又使立法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相互制约，使国会的权力分散。 美国财政预算首先保障社会福利开支，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把开支分为“可控制”和“不可控制”两类，其依据是国会和总统在单一的预算年度中削减该项目的难易程度。不可控制的开支主要是津贴项目，尤其是社会保障计划。公民们在职时对这些项目做过贡献，一旦他们不在职（失业、工伤和退休了），他们就相信自己有权利为自己以前的“付出”获得回报。
随着现代行政部门扩张，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预算的编制就逐渐转移到行政部门手中。但是，预算的最终决策权仍然保留在代议机构手中。英美等不少国家甚至将立法程序直接适用于预算审批的过程，议会通过的预算即成为法案，与议会通过的其他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样，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必须经由立法机构最严格的审查。这种审查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民众意愿导入预算中，从而使预算收入和政府开支都最大限度地逼近民众的便好。为了适应预算立法的需要，现代各国代议机构都在议会内部建立了完整的预算编制组织体系。无论是一院制议会，还是两院制议会，预算的具体审核都是由议院的各种常设委员会与其属下的各种小组委员会负责进行，各院都会设立预算委员会，负责对预算进行统筹，而最终的预算案则由议会大会——通常两院联合大会——审议表决。除此之外，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也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预算审核权。除了这个政治程序之外，议会还会建立支持性机构，如美国国会设有自己的预算局，负责在经济形势预测和财政收入估计方面给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提供技术上的帮助。尽管总统已经设立了预算管理局，但议会仍然建立自己的机构，为的是向国会议员提供更为客观中立的预算数据。正是通过这样一套体系，宪政国家的议会确实具有完整的编制、审查预算的能力。这种能力确保了议会不可能在预算问题上被行政部门欺骗，可以独立地制定出符合议会多数意愿的预算法案。民众大体上可以相信，这样的预算法案不会被行政部门控制，而是最大限度地体现着民众的意愿。
三、独立的国家审计监督
“财政为庶政之母”，国家政务的开展及职能的实现必须仰赖于财政，国家财政上的收支究竟应由何者，透过何种程序编列、审议、执行及审计，不但涉及到机关与机关间的权限分配，最终还会影响到国家财政的健全及人民财政的负担。 由于公共财政主要来自于税收和其他公共财产的增值，对公共财政进行监督就是对国民纳税行为的负责，因此现代国家无不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审计制度。
国家审计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审计机关进行的、对公共财政收支进行审查与稽核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揭示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财政收支，从而推动政府廉政、实现人民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国家审计制度的基础为人民主权、权力制衡，人民运用审计，不仅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和法律发生不符合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嬗变，而且是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保证法律能充分和正确体现民意的一种必要选择。国家审计的法律监督以国家的成本核算和国家实现公共财政的效能为审查对象，不仅体现在合法性审计上，还体现在制约权力、节约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效能等方面。
近代审计制度最早诞生于英国。1861年，英国在众议院中首次建立了独立的审计机构，专司向议会报告审计情况之责。1896年纽约第一次公布《公证会计师条例》以后，审计制度开始在美国发展起来。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确立了审计监督制度。审计监督制度必须独立且应受到宪法层面的保护已为现代社会所公认，1956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第二届布鲁塞尔国际大会就确保最高审计机关独立性提出“宪法应规定审计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职能性质，还应有正式条款规定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以及审计人员不得被任意撤换”等五条建议。1977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利马宣言》规定，“最高审计机关的建立及其独立的程度应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国家机关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不可能绝对独立。但最高审计机关必须具备完成其任务所需的职能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当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中都设计了审计监督制度，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宪法惯例规定了国家审计制度。基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力量对比等因素的不同，审计制度主要有立法审计、司法审计、行政审计、独立审计等模式。虽然各国审计制度模式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审计必须保持独立是各国所奉行的通例。
现代民主国家中，审计机关与其他机关各司其职、互相制衡，在具体运转上，一般是由行政机关提出预算案并负责预算的实施，立法机关负责对预算案的审议和批准，审计机关负责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项通例，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监督部门，审计机关每年须将预算执行的情况和决算草案的审计结果向立法机关进行报告。可以说，国家审计对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健康运行、以及国家财政向纳税人负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保障纳税人财政知情权
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承认， 2008年《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关于推进知情权的亚特兰大宣言与行动计划》重申知情权为基本人权，应为所有文化与政府体制所共有。实践中，欧洲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已通过明确的声明和宣言表达了其对知情权的认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已开始制定关于知情权的重要计划，最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针对各国政府保证公众有效的知情权做出明确的要求。
纳税人财政知情权是纳税人所有权利的基础，正如麦迪逊指出的那样：“不予民众信息或不予其获取信息之手段，则所谓民众之政府或为滑稽剧之序幕，或为悲剧之序幕。不，亦为此两者。知识务须支配无知，而且意欲担当统治者的国民必须以知识所给予的力量武装自己”。 因此，对政府而言，财政公开是国家财政的基本准则，阳光财政乃民主的必然要求。在一个民主制度里，公众只有在完全知晓政府运作的前提下才能决定公共事务，因为纳税人为政府行为支付帐单，他们应该有权利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在人民享受真正自由的国度里，赋税分配是不能恣意妄为的。应当让人民知道，他们缴纳的赋税用在哪些地方。掌权者应当向人民作报告，因为他们只是公帑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与纳税人财政知情权相应的是政府的财政公开，所谓财政公开是指“除法律规定须保密者外，政府及其使用财资金的所有单位有义务向社会公开其财政收支的数额、来源、使用效果、过程，接受社会公众的质询、监督和约束。” 故财政公开，乃是公民行使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而且是规范财政权力的行使、限制财政权滥用的重要措施，亦即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透过财政公开，国家方得具有财政透明度可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规定的财政透明度四项基本原则是主要为：一、作用和责任的澄清，涉及确定政府的结构和职能、政府内部的责任以及政府与经济中其它部门的关系；二、公众获得信息的难易程度，强调在明确规定的时间公布全面财政信息的重要性；三、预算编制、执行和报告的公开，涉及提供关于预算程序信息的种类：四、对真实性的独立保证，涉及数据的质量以及对财政信息进行独立检查的需要。
从征税与用税的流程出发，纳税人财政知情权主要包括对制定税收政策、对税收政策的内容、税收管理、税款支出方向与效率的知情权等四个方面的知情权，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予以保护：
首先，通过宪法及财政法的规定予以保障。“财政公开主义”是近代以来财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一些法治国家已通过宪法明文确立。例如，法国《共和国元年宪法》规定：“部长或经管人签署并证明的各部支出细账，应在每次立法议会会期开始时印刷公布之。各种赋税和一切公共收入的收支状况，亦应以同样方法公布之。”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规定：“一切公款收支的报告和账目，应经常公布”。日本宪法第91条规定，“内阁必须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对国会及国民报告国家财政状况”。1978年修订后的《日本财政法》第46条规定：“内阁在预算成立后，必须立即把预算、前年度岁入岁出决算及公债、借款和国有资产的现有额及其他有关财政的一般事项以印刷品、讲演和其他适当的方式向国会及国民报告；除上述规定外，内阁至少要在每季度向国会及国民报告预算使用情况、国库情况及其他财政情况。”
其次，程序方面可操作的法制保障。美国在1998年颁布的第三部《纳税人权利法案》中要求加强信息披露，责成财政部长制定一系列便于纳税人知悉和了解税法的信息通告，征税机关对税法任何的解释和说明均必须及时提供和告知纳税人。加拿大《纳税人权利宣言》规定纳税人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如何纳税与如何提起复议和诉讼的信息资料。英国《纳税人权利宪章》规定税务局和海关有责任帮助纳税人了解并履行税法所规定的各项义务。澳大利亚《情报自由法》为所有的纳税人提供了知情权利。根据情报自由法的规定，每个人都拥有合法的可强制执行的权利以获得联邦政府机构的文件（除了法律规定保密的文件外）或部长的官方文件。情报自由法使纳税人可以介入非常广泛的信息情报范围，这比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介入权要宽松得多。OECD在1990年关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调查报告中，也将“纳税人有权获得最新的有关税制实施和税额评估方式的信息”作为纳税人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
五、结语：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明确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但是正如卡尔•波普尔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民主的关键不是权力的归属，而是权力的使用方式。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特点决定了其条款具有高度抽象性，这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并通过相关的立法予以具体化，惟如此，宪法才不会降格为只供欣赏的、只具有宣示意义的政治宣言和口号。但是，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被定性为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在此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下，忽略了人民如何授权、如何规范和监督的权利及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实现对征税权、预算权的控制，在征税及预算问题上还是由行政说了算，政府财政预算不透明，各级人大往往不能决定公共物品的供需，也很难对财政问题进行监督，从而导致人大民主制度的虚置，无法保证税款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我国审计采用的是当前国际上较少采用的独立性差的行政审计模式，致使在 “预算资金”之外，又形成了“预算外资金”甚至“制度外资金”，财政乱象显著。不过可喜的是，目前已有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我国转型时期诸多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即在于财税未实现法治化，财税法治已成为我国党和政府努力的方向，从近年的“审计风暴”到目前各部委晒“三公消费”，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因此，以上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对财政权的民主控制具体做法可以为我国财税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166.
[日]阿部照哉等.宪法[M].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422.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M].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426.
[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24.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49.
刘启戈.世界中世纪史（上）[M].三联书店1957.267.
[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M].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8.
许志雄等.现代宪法论[M].元照出版公司2008.346.
[美]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M].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1984.19.
[英]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47.
秋风.什么样的税制才算优良？[DB/OL]. http://wp.findingchina.info/?p=600.
[日]阿部照哉等.宪法[M].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422.
许志雄等.现代宪法论[M]. 元照出版公司2008. 359-360.
范毅.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J].财贸研究2008(6):128.
[美]乔纳森•卡恩.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M].叶丽娟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
黄世鑫等.政府预算[M].空中大学出版社1995.114-115.
[日]芦部信喜.宪法[M].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5-316.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下）[M].商务印书馆2004.596-597.
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2002年5月17日 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署调发[2002]133号



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加强外汇管理工作的协调和配合，形成合力，提高监管水平，共同打击走私、逃骗汇等非法活动，海关总署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正式签署《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合作备忘录》（见附件1，以下简称《备忘录》）。现将《备忘录》印发你们，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备忘录》适用于全国海关系统、国家外汇管理系统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备忘录》确定的有关条款精神，尽快与本地区相关合作单位和部门联系，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具体的合作办法或细则，并按各自系统上报备案。

二、各单位、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注意加强双方的联系配合，主动沟通，密切协作。特别要加强在建立和完善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和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实现外汇进出境监管和统计及信息共享、建立高效的联合监管机制、共同打击走私和逃骗汇等非法活动，以及其他涉及外汇进出境管理方面的合作。

三、双方在合作配合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联系沟通，积极研究解决。确无法解决的，可由当地海关或外汇分支局逐级上报，通过定期召开的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涉及对方所属单位或人员参与走私、逃骗汇等非法活动的，应及时将有关案件情况通报对方；对于对方提供的动态信息和工作建议，应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措施，并及时反馈办理结果。

四、要充分发挥各单位、各部门在加强外汇进出境管理和打击走私和逃骗汇等违法活动中的作用，根据《备忘录》的有关承诺，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协调机制、联络机制和会议制度，定期交流情况，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和工作配合。为便于双方的工作联系，各自建立协调小组办公室并指定本系统的 MOU工作联络员（名单见附件2、3）。海关总署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调查局综治处，国家外汇管理局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经常项目司综合处，负责海关总署和外汇局的日常工作联系和本系统内相关事宜的协调；双方系统MOU工作联络员负责基层各部门的对口联系和有关事务工作。

五、各单位、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备忘录》的备案工作，及时分析总结执行《备忘录》的情况，注意收集和报送双方合作成果、查办案件情况等相关信息，加强对重大敏感问题的报告和请示。对于《备忘录》执行中遇到的问题，也应按各自系统逐级上报。

六、《备忘录》第二条中涉及双方合作内容的具体操作问题，将在海关总署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加以研究解决。



附件：1、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届合作备忘录

2、海关系统MOU工作联络员名单（略）

3、外汇管理系统MOU工作联络员名单（略）



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届合作备忘录

（二 0 0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签署）

为加强协调和配合，形成合力，提高监管水平，共同打击走私、逃骗汇等非法活动，海关总署（以下简称海关）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特此签署本合作备忘录。

本合作备忘录本着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的原则，确定海关和外汇局双方（以下简称双方）及其全系统相互配合的具体内容，作为今后协调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指引。双方应当按照本备忘录所确定的要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本部门的工作。

一、双方将建立长久的工作联系架构，并按照合作备忘录的要求将双方合作事宜落到实处

（一）成立协调工作小组，固定联系渠道

双方各自成立协调小组，负责双方为履行本备忘录的具体联系和协调事宜。协调小组组长各由一名司级领导担任，小组联络员各由一位处级领导担任。

双方通过协调小组，协商研究合作备忘录中所列各种问题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协商研究不定的，提交海关总署署长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进一步协调。

（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1、协调小组定期通过联席会议的方式完成双方既定的工作。

2、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拟定于每季度第一个月内召开，双方轮流主持。遇重大、紧急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临时召开联席会议。

3、联席会议议题由双方联络员会前议定，提前10天送交对方。

4、联席会议由主持单位负责整理会议纪要，并送交对方，以便双方按照会议纪要内容各自开展工作，贯彻落实。

二、双方协调配合的具体内容

（一）充分利用电子网络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尽快健全、完善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和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

1、海关应向外汇局提供企业基本档案数据，并通过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将结关后进出口报关单按照约定实时或批量地提供给外汇局，作为外汇局办理进出口核销业务的依据；外汇局也应通过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向海关提供全部进口付汇和出口收汇核销的数据。

2、海关应将目前海关系统中自定义的数据代码转换为国家标准代码或提供相关代码表给外汇局，海关调整监管方式代码时，应及时通报外汇局。

3、外汇局拟利用海关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发布核准件、备案表、核销单、考核情况等信息，海关提供一个操作途径，并为企业通过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办理外汇业务提供操作手段。

4、为完善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按联合发文规定，海关对网上缺少电子底帐或错误的报关单数据，及时补录、修改并加以注明。

5、为完善现钞出入境管理，双方着手研究与外汇指定银行联网、将大额携带现钞数据上网等增强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功能的措施。

6、双方共同推进外汇指定银行通过电子口岸与海关、外汇局联网，共享银行结汇水单数据，并完善现钞出入境管理。

（二）加强沟通，实现监管信息、统计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共享

1、双方在制定涉及对方业务内容的有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应充分征求对方意见，在发布施行之后还应抄送对方，以便相互协调工作。

2、外汇局向海关定期提供“统计月报”、“统计年报”等数据资料，海关向外汇局提供《海关要情》及其电子文档和《统计月报》、《统计年报》的刊物。

3、海关应及时向外汇局通报涉及逃汇、套汇情节的重大走私案件的情况；外汇局应及时将查处的与贸易有关的重大逃汇、套汇案件通报海关。

4、外汇局每月定期向海关提供《各种货币对美元折算率表》及电子文档。

（三）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建立高效的联合监管机制

1、海关对外汇局提请核验的“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运行前出具的报关单，以及联网系统运行后发现的有疑问的纸质报关单进行二次核对，并及时出具核对证明。

2、海关应加大对进出境人员携带外币、人民币现钞进出境的抽查力度，对进出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人民币现钞等的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外汇局。如遇重大案件，双方的分支机构应当加强横向协调和联系。

3、双方应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相互协助查办相关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海关查办走私违规等案件，外汇局查办有关逃套汇案件时，需要对方配合或提供有关证据材料的，对方应当给予协助。

（四）加强系统内的授权和管理，统一监管政策

双方通过在总署和总局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对系统内各级海关和外汇分支局的授权和管理。各级海关和外汇分支局应当相互配合，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总署和总局的有关规定，通过双方的合作加强监管工作中的配合、协作，对监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双方按照系统内授权和内控制度逐级处理或上报。对各级海关和外汇分支局协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总署和总局应当及时沟通、认真研究，保证各项政策在各自系统内统一执行。

三、对于双方提供的有关数据和资料，未经对方许可，不得提供给第三方和从事对外有偿服务。

四、本备忘录从签署之日起生效。有不尽完善之处，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做出补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