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住房出售收入收缴管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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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住房出售收入收缴管理实施办法

财政部


国有住房出售收入收缴管理实施办法
财政部


根据1997年9月8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目录(第六批)的通知废止


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收缴管理,保证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专款专用,促进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和《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上交财政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出售国有住房取得收入的各级房产行政管理部门、企业、事业和机关团体,均为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缴款单位。
第三条 缴款单位上缴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以取得的收入总额为上缴基数。其上缴财政的比例为:
(一)各级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和全额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单位出售国有住房取得收入,上缴比例为85%;其出售安装电梯的高层住宅取得的收入,上缴比例为80%。
(二)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出售自管国有住房取得的收入,上缴比例为60%;
(三)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出售自管国有住房取得的收入,上缴比例为30%;
(四)企业出售自管国有现住房取得的收入,上缴比例为10%;
出售其他国有住房取得的收入,视缴款单位性质比照上述四项比例确定上缴比例。
第四条 对职工平均住房面积水平低于全市(县)平均水平的企业,其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经企业申请,同级财政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以适当降低上缴财政的比例或者全额免收。其中,对中央各主管部门所属企业确需减免照顾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审核并签属意见后,报财政部审批,酌情给予减收或者免收照顾;对地方企业确需减免照顾的,由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同级财政机关审批,酌情给予减收或者免收照顾。
减免收入,企业应专项用于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条 各级财政机关负责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收缴管理工作。地方房产行政管理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取得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由地方同级财政机关负责收缴;中央各主管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由财政部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负责收缴;中央企业取得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由财政部授权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负责收缴。
第六条 单位出售国有住房,经有关部门批准后,须向财政机关申报,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单位向职工出售国有住房,应向购房人开具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此票据作为购房人办理产权证书的合法凭证,无票据不得办理产权证书

单位取得收入后,应按规定填写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缴款书,在15日内向财政机关缴交收入。
单位出售国有住房结束后,凭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向财政机关办理清算手续。
第七条 地方单位上缴财政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直接缴入地方财政各级城市住房基金;中央单位上缴财政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由省级(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按季汇总缴入中央财政住房基金,年度终了后,根据决算资料,由中央财政与
省级有关财政机关进行结算。收缴工作的具体事宜,均由有关财政机关办理。
第八条 有关财政机关有权对缴款单位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上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缴款单位应如实提供凭证、单据、帐册等资料和有关情况。
第九条 缴款单位必须按有关财政机关确定的上缴期限及时办理缴款手续。对逾期不缴款的,有关财政机关除限期追交应缴款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款额2‰的滞纳金。对拒不缴交收入的,有关财政机关应填发扣款通知书,送当地开户银行扣缴。
第十条 缴款单位违反本办法,不如实申报,隐瞒、转移收入,故意漏缴少缴的,财政机关除追交应缴的款项外,并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一条 缴款单位对上缴收入同财政机关有异议时,应先按财政机关的决定,如数上缴收入,并按国务院发布的《行政复议条例》和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门贯彻实施<行政复议条例>的若干规定》申请复议。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应编制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收缴进度月份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报送财政部。收缴进度月份报表于月份终了后15天内报送;年度报表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报送。
第十三条 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申报登记表、专用票据、专用缴款书和清算单的式样由财政部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印制和发放。
第十四条 本办法下发前,各单位取得的国有住房出售收入,没有上交财政的,有关财政机关要认真清理,并按本办法处理。
第十五条 各级房产、房改、建设、金融、国有资产等部门应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做好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收缴工作。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的具体收缴实施办法,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一、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票据(略)
二、国有住房出售收入清算单(略)
三、国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缴款书(略)
四、国有住房出售收入登记表(略)
五、国有住房出售收入收缴进度月报表(略)
六、国有住房出售收入年报表(略)



199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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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津政令第 20 号


  《天津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已于2009年8月9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黄兴国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天津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天津海上交通安全管理,保障人命和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沿海水域内从事航行、停泊、作业及其他与海上交通安全有关的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海上军事管辖区、军用船舶和设施以及以军事目的进行海上施工作业的管理,不适用本规定。渔港水域的交通安全由渔业管理部门依法管理。
  
  第三条 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应当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海洋综合开发利用应当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为原则,保证海上航行、停泊、作业的正常秩序。
  
  第四条 本市鼓励和支持开发应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先进技术,鼓励和支持电子助航技术和设备的应用。
  
  第五条 天津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海事机构)负责本市沿海水域海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本市交通港口、安全生产监督、公安、海洋等有关部门依法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海事机构应当根据通航环境安全需要配布和设置航标,依法划定和调整船舶交通管制区、安全作业区、临时锚地和其他与通航安全有关的区域,制定通航安全标准和条件要求,并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的需要,海事机构有权采取下列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
  
  (一)限时航行;
  
  (二)限速航行;

  (三)航道单向航行;

  (四)其他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

  第八条 海事机构负责组织制定海上交通安全应急处置预案。

  一旦发生威胁海上船舶安全、影响海上交通秩序的情况,应当立

  即依法启动预案并组织开展相关工作。

  第九条 码头、港外系泊点及装卸站等港口设施和海上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要求。
  
  港口设施及其附属设备不得对船舶安全靠离造成妨碍。
  
  第十条 港口设施、海上设施的安全支持保障系统应当与港口设施和海上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同时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港口设施(码头)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航道、港池和泊位的设计水深,并定期委托具有法定测量资质的机构对航道、港池和泊位实际水深进行测量。
  
  定期测量后,港口设施(码头)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海事机构提供测量报告和水深图纸。
  
  第十二条 在港区内使用岸线或者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应当经海事机构审核同意。使用岸线的,应当依法报交通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海事机构进行审核时,可以根据需要组织有关专家进行通航环境安全评估。
  
  第十三条 施工作业各有关单位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关于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通航安全方面的规定,依法承担安全责任。
  
  第十四条 施工作业所使用的船舶应当符合海上作业安全需要,依法办理登记和检验手续,并配备相应人员。
  
  第十五条 对施工作业水域内的碍航物,施工作业各有关单位应当及时予以清除,不得对通航环境造成影响或者破坏。
  
  第十六条 在下列区域内不得进行养殖、捕捞、垂钓等有碍船舶航行安全的活动:
  
  (一) 航道、港池、安全作业区、锚地等区域;
  
  (二) 海上设施和助航标志周围1000米水域内。
  
  第十七条 船舶进出港口动态计划的制定应当符合通航安全标准和条件要求。动态计划制定后应当于实施前向海事机构报告。
  
  海事机构负责监督船舶进出港口动态计划的实施。海事机构应当根据交通流量和通航环境的变化适时通知有关单位调整动态计划,必要时应当采取措施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第十八条 船舶装有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的,应当保证其信息输入的正确,并保持正常的工作状态。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代理人向海事机构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时,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第十九条 船舶航行应当遵守航行规则,保持安全航速和富裕水深,不得超载航行,不得危及其他船舶或者设施的安全。
  
  第二十条 船舶进出船舶报告区时应当向海事机构报告,并保持通信联系。
  
  第二十一条 船舶载运或者拖带超长、超高、超宽、半潜物体航行,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并按照规定显示信号、悬挂标志。
  
  第二十二条 船舶在航道航行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当尽快驶离航道。无法驶离的,应当向海事机构报告。
  
  第二十三条 船舶在冰期航行时,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保证航行安全。
  
  第二十四条 船舶锚泊应当遵守锚泊秩序,保持安全的锚泊距离。因特殊情况需要在规定锚地之外的其他水域锚泊时,应当向海事机构报告并服从海事机构的统一安排。
  
  第二十五条 船舶锚泊时,应当在船上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船员,并保持通信畅通。
  
  锚泊船舶不得进行过驳作业,但依法取得船舶液体危险货物水上过驳作业许可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船舶引航活动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
  
  引航员引航应当持引航员适任证书,按照引航等级规定引领船舶,并在规定的区域登离被引领船舶。
  
  第二十七条 为船舶指泊应当遵守海上交通安全规定,并与航道、港池、码头或者泊位的设计能力、使用用途和实际水深相适应。
  
  第二十八条 船舶进出船坞时应当由船坞引领人员进行引领。船坞引领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引领知识并接受海事机构的专业培训。
  
  第二十九条 船舶作业应当在规定的码头、泊位或者安全作业区内进行,除加油、加水等特殊情况外,不得并靠装卸货物。
  
  船舶在港区内进行拆修锅炉、主机、锚机、舵机等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提前24小时向海事机构书面备案。

  第三十条 海上通信应当使用规定的通信频道。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海上通信秩序,除紧急情况外,不得占用海上无线电遇险通信频道。
  第三十一条 船舶、设施的夜间灯光照明不得对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造成影响,必要时应当适当遮蔽。

  第三十二条 举办海上娱乐活动应当提前向海事机构申请发布航行警告。

  第三十三条 海上娱乐活动的组织者应当保证其活动使用的船舶符合海上交通安全要求,并接受海事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海上娱乐活动不得影响海上交通安全,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海事机构划定的区域内活动;

  (二)按照船舶核定乘客定额载客,并在显著位置标明乘客定额;

  (三)开敞式船舶的船员和乘客应当穿着救生衣;

  (四)船舶应当按顺序出航,不得抢行或者追逐;

  (五)乘客应当在规定区域上下船;

  (六)航行途中不得并靠过客;

  (七)不得从事违反海上交通安全规定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五条 海河、永定新河需要提闸调水时,相关管理单位应当提前24小时通知海事机构。海事机构应当采取相应措施保
证船舶安全。

  紧急情况下需要立即提闸调水的,应当及时通知海事机构。

  第三十六条 通航水域架空桥梁和船闸的管理单位应当保证其开启设备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发生意外情况可能影响通航安全时,管理单位应当及时通知海事机构。

  第三十七条 出现下列情况可能影响通航安全时,有关责任人员应当立即组织打捞清除、排除妨害,并向海事机构报告:

  (一) 船舶或者设施搁浅、沉没;

  (二) 码头设备、设施落水;

  (三) 船舶属具、货物落水等。

  对无法自行打捞清除的,海事机构应当组织打捞清除,有关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三十八条 海事机构发现海上交通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消除隐患,必要时有权采取责令临时停航、卸载、停止作业、禁止进港或离港等强制性措施。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擅自使用岸线或者进行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海事机构应当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并对航行安全造成影响的,海事机构应当组织消除隐患,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四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妨碍船舶航行安全的,海事机构应当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拆除其设施,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未如实向海事机构提供真实信息、资料的,海事机构应当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危害人命、财产安全和海上交通秩序的,海事机构应当责令其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GREEN JUSTIC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李恒翻译

NICOLE C. KIBERT
I.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a phenomena that occ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which people of color and of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by pollution, the sitting of toxic waste dumps, and other 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LULU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nd reviews potential legal, prac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itially “environmental justice” was referred to as” environmental racism” because of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n people of color; however, it is now clear that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are foisted predominately on lower income groups of all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be inclusive, as well as to avoid the extra baggage that comes with calling an act “racist,” practitioners almost exclusively use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rather than” environmental racism.” Though a discussion regarding nomenclature may seem superfluous, in the context of a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and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its actually integral. The way that a society assigns a connotation onto of a word’s denotation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how a phrase will be interpre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Use of the term”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 step in bringing the issue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all people? not just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racial equality.
II. WHAT IS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efin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as the fair treatment and meaningful involvement of all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or income with respect to the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Fair treatment means that no group - including racial, ethnic rococo economic groups - should bear a disproportionate share of th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industrial, municipal,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s or the execution of federal, cal, and tribal programs.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minorities - African Americans in particular - are more likely to live-in close proximity to an environmental hazar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o choose from to illustrate this observation. Colin Crawford, in his book, “Uproar at Dancing Creek,” discusses in great detail the efforts of an entrepreneur to site a new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in Noxubee County, Mississippi. Conspicuously, when Crawford compared Noxubee County with other counties in Mississippi, he found that it had the highest annual average unemployment rate from 1970 ?1993, a high rate of functional illiteracy with only 51.34 percent of its adult population having high school diplomas, and by far the lowest per captaincies in the region. In addition, of the 12,500 people who lived in Noxubee County, 70 percent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poor. Crawford found that sitting of a hazardous waste dump in this poor, largely Minority County was not an accident, but a calculated campaign. It pitted the poor African American majority and whites against the minority, but politically powerful, white population in false prom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would bring new jobs. As Crawford stated, “people who most often bear the dangers of living near the excreta of our acquisitive industrial society are thievery same ones who have been most abuse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III. BRIEF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s approximately 20years old. In 1979, in Houston, Texas, residents formed community action group to block a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from being built in their middle-class African American Neighborhood. In 1982, environmental justice made news in Warren, North Carolina when a protest regarding the sitting of a PCB landfill in a predominantly African American area resulted in over 500 arrests. The Warren protest was followed by a report by 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which found that three out of four landfills in EPA Region 4 were located in predominately African American areas, even though those areas comprised only 20 percent of the region’s population. An additional report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was published in 1987 by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entitled ‘Toxic Waste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found that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a community ? more than socioeconomic status ?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terminant of whether or not a commercial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would be located there.” 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eminar was held in 1991 in Washington D.C. and was attended by 650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attendees adopted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were circulated at the Earth Summit in1992 in Rio de Janeiro. In 1992, the EPA established an Environmental Equity Workgroup. On recommendation from this group, the EPA started an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1994, the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took another look at 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1987 report. They found that minorities are 47 percent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live near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 The latest initiative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occurred in 1994when President Clinton issued Executive Order No. 12898 which ordered federal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Title VI for all federally fund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hat affect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Title VI states, “No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on the ground of race, color or national origin,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in, be denied the benefits of, or be subjected to discrimination under any program or activity receiving fede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hough overdue b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tivist standards, President Clinton’s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crease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for which they were arguably already responsible, but now there was a clearly articulated standard.
IV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fundamentally tied to the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placed on the disenfranchised members of our society: minorities, women, and the poor. Several environmental philosophies have emerged ? among them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Bioregionalism ? to attempt to explain how it became acceptable to exploit the environment while endangering the health of certain groups of humans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ec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se ecological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are presented as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s use risk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allow projects to move forward. “When landscapes and ecosystems are regarded as commodities, then members of an ecosystem, including human beings, are treated as ‘isolated and extractable units.’”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determines how much exposure is acceptable in terms of “one-in-a-hundred-thousand or one-in-a-million additional ‘acceptable’ deaths for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While neutral on its face, risk analysis serves as a means for justifying disproportionate treatment for some” acceptable” percentage of an exposed human population. However, this method is fundamentally flawed because there is no set standard for which tests to use in determining risks. Therefore, extremely different conclusions can be reached about the same risk depending on which tests are used. When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project is being proposed, if it is a well-organized and economically well-off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members will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risk analysis numbers showing an unacceptable risk resulting in permit denial. However, if the negative impact is going to fall mainly on people who are not able to fight back, then the project will most likely go ahead with a risk analysis showing unacceptable risk by the permitting agency. There are alternatives to risk analysis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fra, in the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section. Deep Ecology is an ecological philosophy that places humans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systems rather than outside or central to the system. In addition, humans are considered to be equal, not superior or more important, in value to other component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It is a science based philosophy in that it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s of an ecological system, but it is also a true philosophy in that it encourages humans to delve “deep” into their fundamental values. Arne Ness, considered the father of Deep Ecology, has developed a set of seven tenets which, when considered together, would form a typ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 fourth tenet focuses on anti-class posture. “Diversity of human ways of life is, in part, due to (intended or unintended) exploitation and suppression on the part of certain groups. The exploiter lives differently from the exploited, but both are adversely affected in their potentialities of self-realization.” Naess and supporters of Deep Ecology believe that if we could focus on the impact of all of our actions on everything in the system (and importantly place humans within the system) that we could achieve social justice and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other one of the tenets is to fight against pollu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two tenets describe environmental justice: to treat all people equally while reducing pollution. Naess believes that when one of the tenets is considered independently problems will arise, and either the environment or a class of people will suffer. Therefore, Deep Ecology requires inclusive, open thinking rather tha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risk analysis focus that we now predominately use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o allow a polluting industry to develop or continue, or when determining where they can dump their hazardous waste.
There is a small but growing section in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movement called “bioregionalism” that envisions a redrawing of political boundaries to follow the contours of local ecosystems.”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culture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institutional values which threaten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diversity.” This movement believes that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begin functioning on a regional level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affects of polluting industry Bioregionalisms call this ‘living in place.’ Bioregionalism means that “you are aware of the ecology, economy, and culture of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and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choices that them.” More radically they believe that people need to live in a sustainable way that involves living in regional units that provide for its inhabitants while co-existing with the natural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occurs because the emphasis for development is often not based on local needs 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or biological diversity. When the emphasis is on the industrial needs, rather than cultural or ecological need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s destined to occur some eco feminist theorists have stated that the feminization of nature is what started the ability to degrade the earth and people without regret. Popular environmental slogans state “love your mother.” However, equating the earth and nature to a woman can have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does not respect women. A recent Earth First! Slogan illustrates the problem: “The Earth is a witch, and the men still burn her.” As 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e definitely do not want to encourage the idea that mother earth will absorb everything we lob at her without asking anything in return. “Mother in patriarchal cultures she who provides all of our sustenance and who makes disappear all of our waste products, she who satisfies all of our wants and needs endlessly without any cost to us. Mother is she who loves sand will take care of us no matter what.”

英文原文出自以下网站:
http://www.law.fsu.edu/journals/landuse/vol17_1/kibert.pdf








绿色正义:环境非正义的全面剖析(译文)

NICOLE C. KIBERT
I. 介绍
环境的非正义经常发生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之中,由于他们经济地位不高,所以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如有毒废料在这种群体中的传播以及对当地不需要的土地的利用(LULUs)等等,这是一种环境不公正是现象。本文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环境不公道的现象和回顾潜在的法律, 实践,且从哲学的角度来解答如何达到环境正义。 最初的"环境正义" 是首先在"环境种族主义"提到的。它是对不同颜色的人的不均衡的冲击与歧视。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确切的环境健康风险被蒙骗在更低的收入种族和族群中。为了将"环境种族主义"包含在“环境正义"之中,并且避免叫此行动为"种族主义者的额外行李"实践者几乎完全规定" 环境正义"相当于环境种族主义"虽然一次讨论关于命名原则也许似乎多余, 但就讨论的状况起源和战略上来讲,为达到环境正义,它实际上不可缺少。社会分配方式对公众关于一个词组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环境正义" 是指依据宪法给予的权利,所有人民都应该居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之中,而不仅仅局限于种族平等。
II. 什么是环境正义?
美国环境保护代办处对"环境正义" 下的定义是:所有人民应当受到公平的对待和有效地介入到环境发展, 环境法章程和政策的实施和执行之中。不管种族, 颜色, 原国籍, 或收入。 公平对待意味没有小组,包括没有种族, 没有种族洛可可式的经济集团。对环境污染的责任,大家应该负担一个不均衡的份额。消极环境后果起因于工业,市政, 商业操作或施行的联邦、部族节目。许多研究显示:在过去20 年中, 少数非裔美国人特别容易遭受到由于环境污染而引起的危害。不幸地, 有许多例子可供选择来说明这种情况。Colin Crawford, 在他的书里, "跳舞小河的骚乱"中谈论到了那些了不起的企业家在努力选址的过程中将一种新的有害废料设施安排在密西西比的Noxubee 县。显眼地, 当Crawford 将Noxubee 县与其它县比较时, 他发现在1970 年-1993年间,它有最高的年平均失业率, 功能文盲也以一种高速率在增长。在其最低的captaincies区域,成人人口的百分之51.34 只有中学毕业证书。 另外, 12,500 人民居住在Noxubee 县, 百分之70 是非裔美国人和贫寒。 Crawford 发现了有害废料转储在这个贫寒县不主要是意外事故, 而是一次故意的竞选。少数非裔美国人,多数是白人, 在政治上强有力, 白人说这样会带来新工作机会,经济发展回更快的假的诺言。 如同Crawford 陈述, "谁经常忍受工业社会排泄物而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之中生存的人往往是被历史忽略的人。"
III. 环境正义运动的简要历史
环境正义的正式历史起源于20多年前。1979 年,在休斯敦, 得克萨斯, 居民形成社区活动小组阻拦一种有害废料设施被修造在他们的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聚居地。1982 年, 最有新闻价值的关于环境正义的报道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当一个抗议关于PCB 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的会议取得了完全成功。 Warren的抗议报告发现了会计办公室的垃圾填埋在非裔美国人地区。虽然那些区域只有百分之20 住人。1987 年一个另外的报告演讲环境的不公道被出版了。由基督教会授权的"有毒废料和种族团结的教会"发现在团结的状态的社区是没有一种商业有害废料设施不会在那里被找出的。1991 年"颜色环境领导研讨会在华盛顿D.C.举行, 并且有世界各地650 个人出席了该会议。到会者采取了被散布在地球山顶的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套"环境正义"的原则。1992 年, EPA 建立了一个环境产权工作小组。由这个小组推荐, EPA 建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1994年, 政策制定中心看了看基督团结教会在1987的报告, 他们发现少数人种比其他人多百分之47 的可能居住在有害废料设施附近。 最新的主动性环境正义发生在1994克林顿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中。第12898 文件下令联邦政府机关遵照标题VI ,杜绝所有联邦被资助的节目和活动影响人类健康或环境。标题VI 表明:"没有人将在美国的地面,受到种族, 颜色或原国籍的歧视从而被排除, 被否认而得不到好处,大家都有权根据任一节目或活动接受联邦经济援助。"根据环境正义活动家标准, 克林顿政府增加了政府责任, 为那些争论已经负起了责任,现在有了一个清楚、明确的表达标准。
IV. 环境不公道的起源
环境的退化的负担根本上被不均衡地安置在我们的社会的不同阶层: 少数民族, 妇女, 和贫寒人口。从而涌现了环境哲学,在他们之中有深刻的生态主义, 生态学女权主义者都试图解释怎么使环境污染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危及特定人群健康的时候变得可接受。在这个部分, 对这些生态学哲学进行简要的回顾, 并且对工业风险进行分析检测, 提出了环境不公道的起源可能的解释。产业和政府使用风险分析确定是否允许项目进行。"当风景和生态系统被认定为商品, 然后生态系的成员, 包括人, 被认为是被隔绝的和可取的单位。"工业风险分析确定是可接受的根据"。但是, 这个方法是根本上有缺陷的因为没有测试使用在确定风险的集合标准。所以, 极端不同的结论可能是使测试与不测试达到大致同样的风险。当一个潜在地危害项目被提议, 如果这是在一个组织完善和经济上充裕的社区, 社区成员能产生他们自己的风险分析数字显示一种不能接受的风险造从而否认许可证。但是, 如果负面地影响使得人们无力还击, 该项目很可能在先前的风险分析显示不能接受的情况下被允许。他们将有选择性地对风险分析进行讨论,来达到环境正义。本质的生态是安置人在生态学系统而不是在外部或中央之内的生态学哲学。另外, 人被认为是平等的, 没有特权和贵贱, 按价值对一个生态学系统的其它组分。生态系统的其他价值是基于其哲学价值的,而哲学价值又是以生态系统本身为根本,并且他又是一个哲学理念,那就是鼓励人们将这一本质作为其基础价值。Arne Ness,深刻生态主义之父, 开发了一套七条原则,当组合在一起时, 会形成一种生态学意识。第四个原则焦点在反类姿势。"人的生活方式变化, 一部分是由于(意欲的或不愿意的) 开发和镇压在某些小组而形成。开发与剥削不同, 但两个均有害地影响了认识自我的潜在性。"深刻生态主义者Naess 和他的支持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所有的影响我们的一切行动在系统中集中起来。(重要地是安置人在系统之内) 那我们就能达到社会正义和居住与环境一致。另外一个原则则是与污染和资源怠尽做斗争。将其结合起来, 这两条原则就描述了环境正义: 相等地对待所有人民,努力减少环境污染。Naess 相信这两个原则当中的一个独立地出现时, 一部分环境或人类将遭受污染。所以, 深刻的生态要求包含的,开放的思维与价值观比起我们经常使用的工业风险分析来确定是否允许污染产业出现或继续,或确定何处他们能倾销他们的有害废料的方法要好得多。有一个影响小但正在增长的部分在生态学哲学中叫做" bioregionalism"的运动正在侵蚀着政治经济系统。 "现代文化的全球化对文化的传播和生态学价值的变化作出了贡献。这运动相信, 对于人们而言将非常有必要开展一种机制来保存环境和保护自己免受污染产业影响。Bioregionalisms 认为这叫居住到位。 Bioregionalism 意味着 "您意识到生态, 经济, 和您居住地方的文化, 并且承诺做出他们的选择。"他们更加根本地相信,人们需要一种能够与之相邻的自然生态系相共生的一种能承受的方法。环境不公道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为发展经济经常不根据地方需要或文化或生物变化而开发。当着眼于工业需要, 而不是文化或生态学需要时, 环境不公道则像女权理论家阐明的那样将贬低地球和人民的能力而没有遗憾。普遍的环境口号陈述为"爱您的母亲"。然而, 视同地球和自然像妇女一样使我们忽略了一种消极的后果,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家长式社会中而不尊敬妇女。最近地球首先 喊出一种口号: "地球是妓女, 男人仍在奸污她"。正如我们正在进行的环保运动一样,大地母亲将吸收一切我们抛投在她那里的东西并且没有要求任何东西的回报。 "母亲在家长式文化下提供所有我们的生计并且吸收我们的废品, 她无限制地满足所有我们的需要而不计我们任何的费用。不管我们是什么,大地母亲都会像爱他的儿子一样爱护我们。


李恒,东华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法学学士。潜心研学环境法学多年,有多篇相关文章在各类法学杂志发表,希望结交致力于环保法律事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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